么要对职人提供加倍的优待呢？按，西魏北周出现了军阶序列与官阶一致化的变革，北齐约在河清年间（562-564年）年也效法了这个措施；在军阶的正四品以下，每个官阶上整齐匀称地分佈着两个军号。我们认为，这两个军号应以其居前和居後又构成两级，这就是职人汎阶所依据的“级”。就是说，百官进阶依据於官阶，而职人进阶依据於军阶，军阶的两级相当於官阶的一级，所以内外百官的“普进二级”和九州职人的“普进四级”，是等价的。可见，北齐朝廷并没有给九州职人比百官加倍的优待。反过来说，通过汎阶的等级，北齐的“九州职人”拥有着军阶这样一点，就得以凸显出来了。[9]至於文宣帝天保元年那次汎阶，是百官进两大阶、六州缘边职人进三大阶，并不符合军阶和官阶的上述对应关係，这是因为新的军阶颁行於武成帝河清年间，在文宣帝天保年间尚无其制。这样解释，军阶和职人的史料便能相互印证，两方面都可吻合了。
此外，朝廷在酬奖军功时主要报以军阶，但也有报以封爵的时候。《北史》卷七《齐本纪》孝昭帝皇建元年(560年)八月：“诏九州勋人有重封者，听分授子弟，以广骨肉之恩。”那么，这“九州勋人”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封爵的拥有者。又，北魏孝明帝时，也有大量的“勋人”入选，他们曾令负责选举的崔亮头痛不已[10]。北齐的“九州勋人”和“九州职人”有何異同，一时难以确指（当时还有“九州军人”[11]之谓）；不过我们至少可以推测，“勋人”既包括拥有军号者，大概也包括拥有封爵者。封爵的拥有者，或许也可以算是“职人”。因为在北魏的五等封爵也构成了候选资格，参看《魏书》卷八《世宗孝明帝纪》永平二年（509年）冬十月所颁五等诸侯选式。北魏初年就曾以爵位安置贵族子弟。《魏书》卷二《太祖道武帝纪》天赐元年：“上幸西宫，大选朝臣，令各辨宗党，保举才行。诸部子孙失业赐爵者，二千餘人。”又据同书卷一一三《官氏志》：“旧制，诸以勋赐官爵者子孙世袭军号。（太和）十六年改降五等，始革之，止袭爵而已。”就是说，封爵还曾与军号一同世袭，从而构成一种起家途径。
在北魏之时，散官、尤其是东西省散官，可能也在“职人”之列。据《魏书》卷六四《郭祚传》，世宗宣武帝时，尚书仆射郭祚曾为考课而上奏：
祚奏曰：“谨案前後考格虽班天下，如臣愚短，犹有未悟。今须定职人迁转由状，超越阶级者即须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阶半。正始中，故尚书、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满三周为限，不得计残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请裁决。旨云：‘黜陟之体，自依旧来恒断’。今未审‘从旧来’之旨，为从景明之断，为从正始为限？景明考法，东西省文武闲官悉为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书卢昶奏，上第之人三年转半阶；今之考格，复分为九等。前後不同，参差无准。”
诏曰：“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有六年以上迁一阶，三年以上迁半阶，残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汎以前，六年以上迁半阶，不满者除；其得汎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迁一阶。散官从卢昶所奏。”
这条涉及考课的材料中再度出现了“职人”。单就这条史料，当然不容易说清这裏的“职人”所指；不过以此前的考述为基础，我们还是能够作出推断的。
大致说来，郭祚正在主持百官考课，他眼下正要做的是“定职人迁转由状”。不过他遇到一些麻烦：“景明考格”与“正始考格”之间存在着彼此矛盾的条文：两个考格在计算残年等条文上牴牾不合；对东西省官的考课，按“景明考格”应该将之考为三等，并依卢昶之法实行“上第之人三年转半阶”；但按“今之考格”（应即“正始考格”），又是应该将之考为九等的。宣武帝的诏书针对他的问题作出回答，首先对残年计算等作出了明确规定，随後便就东西省散官考课之事告知郭祚，“散官从卢昶所奏”。
由此来看郭祚所谓“职人”。首先我们已经知道，职人与内外百官有異，这裏的“职人”当然就不会是职事官。其次从这些“职人”正在接受郭祚考课一点看，他们也不会仅仅是军号（或封爵）的拥有者，因为仅仅拥有军阶者并无职事，是无从考课的。那么从上下文看，郭祚所谓的“职人”，就祗能是下文中的“东西省文武闲官”或“散官”了。
南北朝的“东西省”在此期选官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们构成了入仕初阶和仕途的中转站，其地位和性质可与汉代的郎署相比。以往论者对这样一点，尚未给予足够的注意。[12]大致说来，魏、齐的西省官有武骑、云骑、骁骑、游击、前後左右军等将军，左右中郎将、五校尉、虎贲中郎将、羽林监、冗从仆射、骑都尉、积弩积射等将军，以及武骑常侍、殿中将军、员外将军、殿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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