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材料比较简单，无烦列表。它再次显示，职人是已有出身者，所以悬赏时对职人捕获逃犯者赏以二阶；而白民尚无出身，故给予出身（大约是从九品）後再进一阶，与职人的“赏二阶”是相当的。职人虽拥有出身却闲居待调、并无职事，这一点近於白民，所以朝廷号召他们为捕获逃犯尽力；百官则各有所司，就不能旁置了官守去承担捕获义务了。把以上两条入粟和悬赏的材料也考虑在内，我们的前述判断──孝庄帝建义元年诏那些给予出身的规定并不涉及职人，就有了较强硬的理由。
 　　大致说，根据以上征募、入粟或悬赏的材料，可以作出两点初步推测：第一、职人本身就是已有出身的人，所以朝廷就没有再给予出身的必要了；第二、职人尚无实官，所以朝廷要以“授实官”作为优惠（对以私马仗从戎者，还要在优两大阶的基础上授予实官）。职人的出身构成了选举资格，是闲居候选者；朝廷允许他们通过从征、入粟或捕获逃犯等贡献，来提高原有的阶级和优先获得实官。出身首先是一个品阶，是独立於实官即职事官之外的，它也构成了一个候选实官的资格。但从制度上说，当时决不会有祗有品阶而无衔号之事。^[1]於是我们推测，职人应该是拥有散官名号的，他的出身品阶体现於散官、散号。
 　　由上面的引述还可看到，职人的原有出身或阶级应该在九品之内。白民、甚至新免牧户、伎作户和杂户获得的出身都在九品以上，职人当然不会比他们品阶更低。而且，牧户、伎作户和杂户如果获得了九品出身，此後也就成了流内职人了。按照孝文帝创製的流内九品及流外七品之制，“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这是清流士大夫阶级；流外七品则为“小人之官”，可以说就是胥吏的层次。《通典》卷三八“后魏官品”、卷三九“后周官品”都提到了“诸色职掌人”，但所载不详；同书卷三九“职官二一·隋官品”所附载者较为清晰，录此以供参考：“又内职掌：医师、卜师、巫觋、掌醖、兽医、博士、京市长、麴仓督，并太学学生、刻漏生、千牛、门尉、门候之事令史；及外职掌：郡县佐史、族正、里正等。”北魏的职人既然在流内九品之中，属於清流“君子”，他们显然不大可能是隋代的“职掌人”一类。
 　　还有些材料也显示着职人地位不一定很低。据《魏书》卷七《高祖纪下》，太和十四年(490年)太皇太后冯氏崩，孝文帝诏：

 　　内外职人、先朝班次及诸方杂客，冬至之日，尽听入临。三品已上衰服者至夕复临，其馀唯旦临而已。其拜哭之节，一依别仪。

 “先朝班次”似指退休官员，其中可能包括不少元老；但也可能是把冯氏当政时期也看成一“朝”以示尊崇，那么“先朝班次”实际就是孝文帝时的朝廷百官。“诸方杂客”无疑指外国宾客。“内外职人”得以与上述人等并列，参与冯太后的葬礼，看来他们地位并不太低，不会是低微的“职掌人”。冯氏葬礼的参预者，《魏书》卷一○八之三《礼志》所述较详：

 　　 十五年四月……丁亥，高祖宿於庙。至夜一刻，引诸王、三都大官、驸马、三公、令仆已下，奏事中散已上，及刺史、镇将、立哭於庙庭，三公、令仆升庙。……质明荐羞，奏事中散已上冠服如侍臣，刺史已下无变。高祖荐酌，神部尚书王谌祝讫，哭拜遂出。有司陈[2] 祥服如前，侍中跽奏，请易祭服，进缟冠素纰、白布深衣、麻绳履，侍臣去帻易幍，群官易服如侍臣，又引入如前。仪曹尚书游明根升庙跽慰，复位哭，遂出。引太守外臣及诸部渠帅入哭，次引萧赜使并杂客入。至甲夜四刻，侍御、散骑常侍、司卫监以上升庙哭，既而出。

上面所述参预“庙哭”的各色人等，就可供推测“职人”身份。我想“诸王、三都大官、驸马、三公、令仆”及“刺史、镇将”、“太守外臣及诸部渠帅”等等“群官”就属“先朝班次”；“萧赜使并杂客”，就属“诸方杂客”；相应地，“群官”以外的“奏事中散”及“侍御、散骑常侍、司卫监以上”等散官，其中就应包含着“职人”。（其中“侍御”疑指“侍御中散”。）又《魏书》卷四二《薛辩传》：

 　　长子胤，字宁宗，少有父风。拜中散，袭爵镇西大将军、河东公，除悬瓠镇将。萧赜遣将寇边，诏胤为都将，与穆亮等拒於淮上。寻授持节义阳道都将。（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公除，高祖诏诸刺史、镇将曾经近侍者，皆听赴阙。胤随例入朝。

 这也证明曾为“中散”者，便有参预丧礼的资格。这里视“中散”为“近侍”，这个“近侍”是广义的；从《魏书·礼志》看，中散与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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