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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浙东学人张其昀的史地学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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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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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陈训慈也写浙东学派研究文章，且只写清代，可能和张氏有关。浙东学派的经世精神，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治学旨趣。他后来撰的《孙诒让之政治思想》称“浙东学术的主旨，在继承中原文献之传，融合经义与治道，以国事为己任，通今学古，以期施于世用”。可见，他对浙东学术精神的理解是很透彻的。
张氏也继承了浙东学术中的兼容博采精神，这在宗教观上最为明显。他说：“宗教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和最后目的。……科学愈进步，宗教愈重要。敬天爱人，乃万事之表，万福之源”（《文集》第10册《七十自述》）。他主张五教并立，即世界上的释、道、回、天主、基督五大宗教可以互通声气，不必拘泥于一方。他创一全神教说。“全神教者，并非别创一宗教，乃以中国儒家学说为中心，对世界四大宗教融会贯通，一视同仁，达成真正信仰自由之宏旨”。“于各大宗教之精义，兼收并蓄，容纳众流，笃信实践，贵于力行”（《文集》第10册《三种愿望》）。
强调通才教育。1943年，张其昀对美国作了考察，特别赞赏美国的通才教育。他说：“教育必须兼顾通才与专才两方面，保持平衡，不使偏枯。专才教育之目的为分工，通才教育之目的为统一，统一与分工，为自由社会所不容偏废者。顾两者之关系非为并行之双轨，而为同根之树木。通才教育为其根干，专才教育乃其枝叶。其根干愈强固者，则其枝叶亦愈繁茂。学河之道亦然，通与专，就业与做人，两者必须兼备于一身。通才教育可分为三部分，即人文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皆人类之精神遗产。语其功用，一为了解自己，一为了解他人，一为了解宇宙。合知己知人与知天，而成为心之训练，其目的在于养成学生思考力表达力判断力及辨别各种价值之能力，有通才教育以训练人心，复有专才教育经训练耳目手足，如是方可期为健全之社会健全之公民。”（张其昀的《旅美见闻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10月初版，1947年3月再版，33页）这一思想，体现了现代教育以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思想。即便在今天，仍值得肯定。
史地兼治。1949年以前，张氏兼治史、地，而尤以地理学为主。张氏受法国学者白吕纳影响很深，兼重史地。白氏曾说：“二十世纪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综合”。张氏说：“盖一为时间演变原则，一为空间的分布原则，两者相合，方足以明时空之真谛，识造化之本原”（《文集》第21册《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集序》）。浙江大学史地系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办的。“综合是我们的目的，分工是我们的方法”。
提倡国学研究。1950年后，张氏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张氏是一个学者，同时又是一个国民党高层官僚，长期负责宣传、教育工作。他在任期内，做了不少文化工作。需要提出的是，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围绕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共产党执政大陆后，推行简化汉字，后来还搞了文化大革命。他认为这么做是毁灭传统文化，所以，他要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己任。复兴文化也即搞文化战，“反共圣战为思想战，亦为文化战”。“余自民国四十三年任职于教育部，即有志于中国文艺复兴之大业。以为一国之国防，以民族精神为其首要，经济与军事，从而左右羽翼之。自国民学校以至大学研究院，国文、历史、地理三科，实为发扬民族精神最基本之工作。持此信念，而作远虑，有中文大辞典之创议，以为国文科之根本；历代正史之整理，以为历史科之泉源；与国家地图集之编纂，以为地理学科之基石。”（《文集》第21册《大学字典序》）在教育部长任内，他创办了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地学研究所，主要任务是从事文字、国史、地图之整理工作。他牵头新刊了《清史》、《明史》、《元史》、《宋史》、《金史》、《辽史》。又编了《中文大辞典》40册。还编了《中华民国地图集》、《世界地图集》。“此三种重要工作，为针对共匪毁灭文字、伪乱国史、变乱版图之文化战与思想战。”（《文集》第20册《中文大辞典重版序》）此外，他晚年还撰了《东西文化》、《民族思想》、《中国文化新论》、《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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