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蔡元培的“晚节”不保及其它 |
 |
时间：2009-7-24 13:56:29 来源：不详
|
|
|
幼渔那里“闻”到的，马幼渔当时恰好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的一名执行委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周作人与江绍原笔下的“蔡胡分家”，只是一种化公为私的狭隘称谓，实际上并不是蔡元培“将老博士开除”，而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宋庆龄、杨铨、鲁迅等人，以及躲藏在幕后从事暗箱操作的共产国际成员陈翰笙和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等人，要开除胡适。蔡元培只是以消极态度顺从了多数人的意愿，借用周作人较为准确也较为形象的另一种说法，就是“蔡公此刻盖在3rd Party手中”。
“3rd Party”意为“第三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早在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就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联名发表《对中国及世界民众宣言》，说是“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本委员会特本此意旨与全党同志之希望，临时组织此行动委员会，……并临时行使革命之机能。”
而在实际上，比起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所谓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才是一个远离中国本土到苏联投靠外国政府的空壳组织。以至于秘密加入共产国际的宋庆龄，直到垂垂老矣的1981年1月12日，才敢于在写给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个人私信中，吐露自己当年被愚弄、被利用的事实真相：“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邓演达已在柏林，所以叶挺、章克和黄琪翔跟着去，希望建立一个革命小组……”（《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91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1930年8月9日，辗转回国的邓演达借用音乐家黎锦晖在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的住宅，以宴客名义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到会的有来自全国10个省区的代表，其中包括黄琪翔、章伯钧、朱蕴山、季方、郭冠杰、李世璋、邹兰甫、潘震亚、杨树松、黎明、江董琴、杨逸棠、王枕心、罗任一、张资平、万灿、谢树英、李毓九、詹显哲、王人旋、漆其生、黄慎之等30多人，邓演达当选为干部会总干事。在会议通过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中，邓演达明确提出要“造成一支以黄埔学生为中坚的革命军”用来推翻和打倒蒋介石。
另据浙江大学教授许为民在《杨杏佛年谱》中提供的信息，与共产国际成员宋庆龄年龄相当的前孙中山秘书、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国民党要员杨杏佛，也秘密参加了第三党，“与郑太朴、谢树英等人负责该委员会中央直属区工作，主要任务为争取蔡元培、于右任等上层人土和教育、科技界知识分子。”早在参加第三党之前的1925年9月，杨铨就与恽代英、张闻天等人，共同发起过以共产国际为幕后背景的中国济难会。（《中国科学史料》1991年第12卷第2期。）
正是在杨杏佛的秘密联络和暗箱操作下，在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第三党首领邓演达和第十九路军的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一度结成了三角联盟，计划以法律之外的暴力手段推翻蒋介石的专制统治。对于曾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长的蔡元培来说，不使用法律手段光明正大地监督本党本国的政府当局，而偏偏要通过见不得阳光的政治阴谋来推翻当时中国最不坏的政府当局，这件事本身就是不知道宪政民主为何物的奇耻大辱。
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枪毙。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争之后，陈铭枢又下野出国。在这种情况下，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并不罢手，反而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直接支持和操纵下，于19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