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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晚节”不保及其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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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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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五日的《北京通信》，详述胡适博士曾经亲自看过几个监狱，‘很亲爱的’告诉这位记者，说‘据他的慎重调查，实在不能得最轻微的证据，……他们很容易和犯人谈话，有一次胡适博士还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监狱的情形，他（胡适博士 干注）说，是不能满意的，但是，虽然他们很自由的（哦，很自由的 干注）诉说待遇的恶劣侮辱，然而关于严刑拷打，他们却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
鲁迅学习的是德语和日语，对于英语并不精通，平常也不看英文报刊，他所说的“外国人办的《字林西报》”所“揭载”的“二月十五日的《北京通信》”，其实是1933年2月21日刊登在《字林西报》上的《胡适为政治犯问题发表谈话》，也就是瞿秋白在《胡适博士的词令》中采用断章取义的方式引用过的“二月二十一日该报”。当时的鲁迅，正与瞿秋白合用何家干的笔名写文章，这段文字中的引文，很有可能是出自瞿秋白的手笔。
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收录有这段文字的标准译文，抄录如下：“就他审慎调查所得的情况，无法得出曾经使用过这些酷刑的丝毫证据。民权保障同盟最近曾组织了一个由胡适博士、杨铨先生和成平先生组成的三人委员会，于一月三十一日前往陆军反省院和其他两所监狱进行了视察。他们可以随便地同犯人交谈，并且还同其中的一两个犯人用英语谈了话。他承认监狱的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尽管犯人们毫无拘束地诉说着种种苛刻的待遇和侮辱，却没有一个人提到任何酷刑，连暗示都没有。他们诉说的主要问题是带脚镣，屋小人多，饭食恶劣，缺乏取暖设备，以及禁止阅读报纸。”
就是这样一段文字，经过鲁迅及瞿秋白断章取义的歪曲改写，把原文中胡适、杨铨、王卓然、成舍我几个人与中共地下党员刘质文（即刘尊棋）等人用英语交谈的既有事实，变成了胡适个人的故意说谎，由此得出的必然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莫须有”罪名：“他于是向外国人‘公开检举’了民权保障同盟，‘黑暗’倒在这一面。”
到了1935年2月7日，鲁迅在致曹靖华信中，以小说化的虚构手法，半真半假地描述自己被“左联”内部的田汉一派人恶意利用的经过：“有人把我的一封信，在《社会月报》上发表了，同报上又登有杨邨人的文章，于是又有一个朋友（即田君，兄见过的），化名绍伯，说我已与杨邨人合作，是调和派。被人诘问，他说这文章不是他做的。但经我公开的诘责时，他只得承认是自己所作。不过他说：这篇文章，是故意冤枉我的，为的是想我愤怒起来，去攻击杨邨人，不料竟回转来攻击他，真出于意料之外云云。这种战法，我真是想不到。……从去年下半年，我总觉得有几个人倒和‘第三种人’一气，恶意的在拿我做玩具。我终于莫名其妙，所以从今年起，我决计避开一点，我实在忍耐不住了。”
田汉等人“恶意”利用鲁迅的“战法”，与化名李肇音的人恶意利用胡适的“战法”完全一致。自己不愿意被恶意利用的鲁迅，在深明民权保障同盟幕后真相的情况下，却偏要与瞿秋白站在一起，加给胡适“莫须有”的政治罪名，大概只能用周作人的“几乎丧失理性”来予以解释。
四、周氏兄弟与蔡元培
行文至此，有必要介绍一下周氏兄弟与蔡元培之间的私人恩怨。
1927年6月12日，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写道：“我很感谢你和介石向孑公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恶’而已。可恶之研究，必为孑公所大不乐闻者也。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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