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蔡元培的“晚节”不保及其它 |
 |
时间：2009-7-24 13:56:29 来源：不详
|
|
|
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
这里的“介石”是指鲁迅、蔡元培的绍兴同乡和章廷谦的北大同学郑奠。“鼻”就是被鲁迅视为仇敌的顾颉刚。“孑公”就是蔡元培。“必请我们入研究院”，本身就是蔡元培对于自以为“可恶”的鲁迅的一种 “赏识”，只是不能像并不“可恶”的袁希涛、蒋维乔、胡适和顾颉刚那样，得到更多的“赏识”罢了。一直以自己的极端情绪来攻击别人的鲁迅，偏偏容不得蔡元培兼容并包地“赏识”别人，反而从中找到了用怨恨和敌视的眼光抹黑压倒蔡元培的绝对理由。
1927年10月3日，鲁迅偕许广平抵达上海，他首先联络的是农矿部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兼上海劳动大学校长易培基。10月25日，鲁迅应易培基的邀请到劳动大学演讲，一上来就摆出了自己与这位国民党要人之间并不光明磊落的同党关系：“这次易先生要我来讲几句话；因为我去年亲见易先生在北京和军阀官僚怎样奋斗，而且我也参与其间，所以他要我来，我是不得不来的。”
当时的另一位国民党元老李石曾，正在用极其卑劣的政治手段向蔡元培在教育学术界自然形成的权威地位展开挑战，与李石曾有姻亲关系同时又与鲁迅、周作人、沈兼士、马幼渔等人同为章太炎弟子的党国要人易培基，是被李石曾推到一线的重要干将之一。鲁迅看好的是李石曾、易培基一派人的政治势力，而不是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学术品质。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才会在1927年12月9日写给章廷谦的另一封信中，进一步抹黑蔡元培：“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
然而，被鲁迅看好的易培基非但没有办党务、办实业和办教育的能力，而且根本就没有看好过鲁迅这位尼采式超人，最终能够兼容并包到连自己都觉得“可恶”的鲁迅的，依然是被他一再暗骂的蔡元培。1927年12月，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主动给鲁迅送来不用上班就可以拿到300元干薪的特大饭碗：“特约撰述员”。一年以后，这个饭碗在蒋梦麟任部长的教育部里改名为“教育部编辑费”，直到1931年12月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兼理部务”时才被裁撤。蔡元培为此事再度出面帮忙补救，仍然是以失败告终。无论鲁迅如何“可恶”，对于这种出乎意料的善待，也还是感恩戴德的。就这样，他在1932年3月2日致许寿裳信中写道：“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今所恳望者，惟舍弟乔峰在商务印书馆作馆员十年，虽无赫赫之勋，而治事甚勤，始终如一，商务馆被燹后，与一切人员，俱被停职，……可否乞兄转蔡先生代为设法，……”
由于有“蔡先生代为设法”，周建人保住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职位。鲁迅和周建人兄弟正是怀着这份感激之情，于1933年1月6日双双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鲁迅怨恨蔡元培的理由，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周作人怨恨蔡元培的理由。查《周作人日记》，1917年5月5日有“上午蔡先生来访，功课殊无著，下午睡良久，……”的记录。1917年4月10日又有“午至益昌同大哥午饭，下午乘车至大学谒蔡先生辞国文事，又告南行，见陈独秀、沈君默（即沈尹默）二君，又回教育部一谈……”的记录。蔡元培逝世后，周作人在《记蔡孑民先生的事》中回忆说：“当初他叫我担任希腊罗马及欧洲文学史、古英文，但见面之后说只有美学需人，别的功课中途不能开设，此外教点预科国文吧，这些都非我所能胜任，本想回家，却又不好意思，……”
正是怀着这份自以为没有得到赏识重用的黑暗心理，周作人在1929年7月20日写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