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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晚节”不保及其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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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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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侵权的胡适，以负责任的态度向英文《字林西报》公开自己了解的事实真相，从而引出上海方面“莫须有”的“欲加其罪”。
1933年2月21日，《字林西报》刊登访谈录《胡适为政治犯问题发表谈话》，2月22日，杨铨通过中央研究院的官方渠道，以“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给胡适发出一份密电：“胡适之先生：研密。本日沪《字林西报》载先生谈话，反对本会主张释放政治犯，并提议四原则，与本会宣言目的第一项完全违背，是否尊意？请即电复。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2月28日，宋庆龄又和蔡元培联名致电胡适：“养[2月22日]电未得尊复。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盼即电复。”1933年3月3日，在北平分会会员全部缺席的情况下，没有经过正式选举的民权保障同盟总部在上海召开会议，议决开除胡适的会籍，从而造成北平分会连同整个同盟的分裂和瓦解。在此之前，在鲁迅安排下躲在日本租界区里合作编写《萧伯纳在中国》的中共前任领袖瞿秋白，已经在《胡适博士的词令》一文中，率先对胡适实施政治清算：“胡适博士最近对《字林西报》记者说：‘一个政府一定要有保护它自己而镇压危害它的存在的一切运动的权利’（见二月二十一日该报）。胡适博士现在既然这样忠顺，不但不再讲什么‘人民的权利’，而且坚决的拥护‘政府的权利’了，……”
综合以上信息，可以完全肯定地说，从刘尊棋的匿名信件到杨杏佛的视察监狱再到民权保障同盟的开除胡适，每一个环节都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操纵下进行的。
对于民权保障同盟开除胡适的会籍，蔡元培和林语堂是不予认同的。1933年3月17日，蔡元培在写给胡适的回信中表示：“适之先生大鉴：奉四日惠函，知先生对民权保障同盟，‘不愿多唱戏给世人笑’，且亦‘不愿把此种小事放在心上’，君子见其远者大者，甚佩，甚感。弟与语堂亦已觉悟此团体之不足有为；但骤告脱离，亦成笑柄；当逐渐摆脱耳。承关爱，感何可言！此复，并祝著祺。弟元培敬启。”
1933年3月21日，收到来信的胡适特意把此信抄入日记，说是“读之甚慰。晚间作一书复之。”胡适的“甚慰”，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周作人所说的“所谓晚节之不易保守”。蔡元培和林语堂激流通退，随后与民权保障同盟划清界限。到了1933年6月18日清晨，杨杏佛在中央研究院上海办事处门口被四名暴徒拦路枪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转眼间便烟消云散。蔡元培虽然没有像周作人所说的那样“晚节之不易保守”，他在国民党政府中的政治生命，却由此终结。据程沧波在《宁粤和谈追随蔡先生的经过》一文中回忆：“二十年秋天以前，我在南京担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十分清闲。因为跟杨杏佛（铨）是很好的朋友，他那时正任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蔡先生是院长，他们的办事处是在成贤街，我常到成贤街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去。……民国二十二年六月，杨杏佛被刺去世。当时什么人权大同盟，蔡先生是会长，杨是总干事。杨之遇难，蔡先生非常难过，此后即不常去南京。”（台湾《传记文学》1977年8月31日第2期。） 三、“几乎丧失理性矣”
比起蔡元培的“所谓晚节之不易保守”，周作人对于同胞兄长鲁迅即周树人的评说，就显得更加刻毒也更加准确。“普罗”是英语Proletarite的音译，意思是无产阶级。所谓高升为“普罗首领”，不过是充当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自居的中国左翼作家的盟主。《情书集》就是1933年4月出版的《两地书》。在笔者看来，比起高升为“普罗首领”和“将刊行情书集”，鲁迅当时最缺乏理性的言行，还是他对于《新青年》旧同人胡适的政治清算。
1933年3月15日，鲁迅以何家干的笔名写下一篇《“光明所到……”》，说是“外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就揭载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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