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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与民主——中西文明源头政治理念之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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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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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种文明规范化和制度化了。政治权力的公共化是古希腊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地域的特有现象，她是由那个特定族群的特有生活方式决定的，她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特例。因为除古希腊以外的古代文明，少有例外地均把政治权力作为一种世袭的私家之权力。
中国传统儒家对政治权力作为一种私家权力的现象，也不是没有疑义的。《礼记·礼运》篇就藉孔子之口指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这里所讲的“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完全是指政治权力的性质，作者认为：政治权力的公共化是一种“大道之行”的表现，而政治权力的私家化则是由于“大道既隐”的原因所造成的。需要指出的是，与现代流行的发展进步的历史观完全相反，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儒家的历史观，是一种历史退步观，即认为中国最美好的社会生活形态存在于久远的“三代”时期，那时候的唐尧虞舜，不把“天下”视为自己的私家所有，而视为一种公共所有的天下，因而他们会以“选贤与能”的方式来“选举”统治者，这里的“选”是指选拔，“举”是指举荐，这种“选举”是唯才唯德是举，没有什么出生和社会地位的限制。政治领导人选定后，还要以“禅让”的方式实现政治权力的交接和更替。
政治权力公共化观念在逻辑上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主权在民”，即获取政治权力合法渠道是直接获得民意认可，或者说政治权力行使的唯一合法性依据就是民意。事实上中国传统儒家的“天下为公”思想与古希腊人“主权在民”思想在基本理念是完全相合的，差异在于，中国传统儒家的“选举”思想没有变成具有可操作性特征的政治制度，或者说“选贤任能”和“禅让”都没有变成现实的，具有程序化可操作特征的，能够表现为一种政治文明的制度；而古雅典的“主权在民”理念是通过实践的政治制度创制来实现的，无论是梭伦还是他的政治遗产继承人，都没有以学术探索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政治理念，但他们政治改革的实践探索，却充分以制度创新的实践方式阐释了他们的政治理念。古雅典城邦民主制所体现出来的，不是口头上对民意的尊重，而是实际行动上对民意的服从。因为谈尊重民意者，是以主权拥有者的身份，居高临下地来看待民意，在他说要尊重民意的背后，预设了他有不尊重民意的权力。但服从民意则不同，这时民意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主从关系，民意为主、为大，而统治者只是执行民意的工具，只具有服从民意的义务，而没有半点挑战民意的权力。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在民”，才能够称得上“民主”。
2. 无限主权与有限主权
中国政治传统中“主权”（君权），是一种无限的主权，以君权为代表的政治权力是一种几乎不受制约的权力。无论是孔子的德治主义、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君舟民水”、《缁衣》的“君心民体”，还是《五子之歌》的“民惟邦本”，都只是从道理上设想一种理想的君民关系。但对君王的“主权”是否应该限制和怎样对君王权力进行限制的问题，均未认真地加以考虑和解决。在孔子的“德治”理想中，制约人君使得他不得不“正”的手段仅仅是“近者悦，远者来”。那只有在分权的体制下，即在天子位虚拟，统治权事实上落实在诸侯的制度格局下，民才有可能有自由地选择君王的权利。以民的自由选择作为限制君王权力，使得他不能不“秉德”，始终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孔子之后崛起的战国“七雄”，没有哪一个是完全靠君王的德行而使国家强大，至于“七国归秦”就更与赢政的德行没有丝毫关系。孟子的“民贵君轻”论则是以“诛一夫”的人民革命论，来试图制约无道昏君，但这种制约又与“旱干水溢”的自然灾异相钩连，从而带上了某种神秘色彩。“载舟覆舟”论虽然指出了违背民意有政权倾覆的危险，但对民意怎样去颠覆政权没有作深入的思考，因而只能限于一种观念比附的水平。
但古雅典时代由梭伦改制所规范的“议事会”制度，一开始就把相当于东方君王的雅典执政官的权力，限制在“议事会”的民意监控之下。执政官由民选产生，这从根本上解决了君权（政治权力）与民意的关系问题。城邦的重大问题须由代表民意的议事会讨论，形成议案后交由公民大会表决，这从制度的根子上解决了“民意表达”的问题。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也一直强调尊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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