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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与民主——中西文明源头政治理念之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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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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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民意，但却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由独夫民贼操纵民意、运作民意的历史丑剧。而由梭伦所创制的雅典城邦民主制，从制度上杜绝了由权力僭越者个人来操纵民意的可能性。在梭伦的政治体制中，与执政官同时产生的还有一个由11人组成的最高法庭，她专门负责审理对执政官所作出判决的上诉，以防止执政官执政过程中的专断和独裁；同时还有一个政治元老院，她的作用也是对执政官的执政实施监督。在古雅典城邦民主制的背后，潜藏着制度创制者的“主权有限”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政治权力本身是有限的，行政者不可以在不受制约的条件下来行使政治权力，因为这样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政治腐败。政治权力的行使必须被置于一种受到监督、制衡、限制、约束的条件之下，并且这种制约又是以法制的方式而得以确保的；否则任何靠统治者个人道德自律的约束，都是没有保障的。
3. 人有差等与人人平等
之所以中国和雅典的古代先贤都意识到政治权力与民意之间存在着一种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但雅典人创造出了普选制这种直接的民意表达方式，而中国人只能限于“选贤举能”的政治理想中，其中最深刻的原因是，在理念上中国人坚持“人有差等”，而雅典人则将人看成相互无差异的平等个体。事实上，在梭伦改制之前的雅典社会，也存在着贵族的世袭特权，梭伦在废除世袭特权的时候，不得不以法定财产资格的社会不平等来替代贵族世袭的不平等。梭伦以雅典人法定财产多寡为标准，把雅典人分成“五百斗级”、“骑士级”、“双牛级”和“贫民级”四个等级，只有“骑士级”以上的雅典人，才有被选举为议事会成员的资格，因而雅典人在被选举权方面是不平等的，并且有金权政治的嫌疑。但同时，梭伦发现了一个影响极其深远的政治观念，即“公民”的观念。公民是雅典自由民在政治上的身份定位，无论财产多寡只要符合雅典自由民这一条件，在政治上平等地具有选举权，并且在公民大会上有权通过投票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并决定关系他们切身利益的城邦的重大问题。而雅典城邦的“主权”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才表现为“在民”，即主权落实在雅典公民。因而也可以把雅典政治的主权在民解释为：雅典公民人人平等地拥有城邦的主权。
在中国传统儒家的视域里，人是一种差等之人，人就其天赋而言就有“贤与不屑”的区别。所以《中庸》言“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因为人生而有“自诚明”与“自明诚”的区别，“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这种“自诚明”者，便是“诚者”；而“自明诚”者，则是“诚之者”。所以《中庸》又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之者也”。传统儒家认为：这种“诚者”与“诚之者”的区别，就是圣人与君子的区别，而圣人便是社会的天然统治者。理想的社会政治就是应该把社会的统治权交给圣人，让圣人们来统治和治理国家。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他们提出了“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政治原则，主张由那些“学而优”圣人、君子来管理国家，实行“文人统治”。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就是根据儒家这一著名原则而发展出来的。
学而优则仕所倡导的文人政治，在历史上与梭伦改制一样，起到了否弃“血而优则仕”的世袭贵族特权的作用。但由于传统儒家专注于人们天赋上的事实不平等，因而走上了一条倡导精英统治和文人统治的政治道路。而以梭伦为代表的古希腊先贤，则更关注作为抽象人的人格平等和权利平等，从而创制了城邦民主制。在人格平等方面，传统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人格与梭伦“公民”的人格平等仍有某些暗合之处，譬如孟子就主张“人人皆尧舜”，其实是认为，无论什么人只要诚心向上、向善，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因此人们在“可成为尧舜”的可能性上是平等的，所以孟子强调“人有四端”，人与人在向善的本性上，即在基本人格上是平等的。但传统儒家从来就没有“权利”的观念，因而也就无法以权利平等为尺度产生出“公民”观念来，所以传统儒家对民意的尊重，由于没有权利平等作为中介，因而就无法规范化和制度化。而没有制度作为保障的尊重民意，时时都有被利用和强奸的危险。
从对世袭贵族特权的否弃意义上看，古雅典民主制经过克利斯提尼改革，就变得十分彻底，尤其将选举办法改造成按抽签规则来进行，这样就使得人们在获得政治权力方面，机会人人均等。这一改革从正面意义上来看，他根除了梭伦时期政治某种金权特征，使得全体雅典公民获得了一种真正完全平等意义上的公民权。但从另一角度看，国家的行政管理同时也是一种“技艺”，（注：柏拉图语，见柏拉图《政治家》。）必须选择那些具有这方面特殊才能的人来从事这项工作，而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从事这项工作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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