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研究综述 |
 |
时间：2009-7-24 13:56:41 来源：不详
|
|
|
院只管军事方面的“日常事务”，“‘事干国体’的大事，仍须宰相决定”；在财政上，宰相先是过问三司事务，旋即全部财权归于宰臣；控制台谏，使皇帝设立台谏的愿望难以实现。此外，宰相还控制人事权，使官员的命运“操纵在宰相的手中”。最后作者总结道，皇权受到极大的限制，皇帝“不过是任人摆布的一个尊贵的偶像而已”。[9]1989年，王瑞来又发表了《论宋代皇权》，在本文中，作者又进一步探讨了与相权相对的皇权问题，认为宋代皇权被大大削弱、仅表现在皇权在人们的观念中在地位有所下降，而且官员任免、政务处理以及皇族内部事务的管理，都受到宰臣的制约。在宋代士大夫看来，“国家得益，社稷安危，天下兴亡”是高于皇帝的，而且宋代士大夫不再以“愚忠”为美德，而以“国家利益”为大忠。这就决定了皇权的观念必然会淡化。另一方面，君主对自己的地位有清醒认识，不敢滥用皇权。[10]1986年和1987年，张其凡针对宋初相权削弱说连发表了两篇文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宋初中书事权初探》一文中，作者认为，参知政事不掌中书事权，并未削弱宰相权力；除太宗时有一段时期外，枢密一直难以和中书分庭抗礼，中书事权远重于枢密。[11]在《三司·台谏·中书事权》一文中，作者认为宋初中书始终干预三司之事，三司只掌管具体事务；台谏权势尚轻，不足以削弱中书事权。总之，宋初宰相地位也较尊重，太祖朝中书事权特重，事无不总；太宗时事权大减，然其主要部分未动；真宗时中书事权复振，虽不及太祖朝，亦能总文武大政。[12]1991年，傅礼白在《北宋三司使的性质与相权问题》一文中，认为三司没有独立的财政权，宰相可以对三司进行广泛而有效的干预和指导，三司成了宰相的下属。因而，宰相无疑拥有财权。[13]
与研究相权强化这股激流同时，一部分学者继续指出皇权确实得到加强。1986年，柯昌基在《宋代中枢的秘书制度》一文中，指出宋代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知制诰）分掌内外两制，有助于政权的正常运转，使大臣们很难“擅权抗命或兴风作浪”，从而保证了官员的任免权牢牢地操在皇帝的手中。[14]季盛清在1992年发表的《宋代台谏合一考述》一文中认为在宋代台谏合一，且不受相权的干涉，独立行事。这样“就在皇权、相权、军权之外树立了一个与之抗衡的强大而统一的监察权”，皇权和相权都受到台谏的监督和制约。[15] 三
进入90年代后，学者们继续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出现新的局面。1994年，张邦炜在《论宋代的皇权与相权》一文中开始就提出了不能将皇权与相权的关系简单地理解为此强彼弱或此弱彼强的关系，而应该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就是此强彼亦强，此弱彼亦弱。作者认为宋代的皇权与前代相比有所加强，皇权变得更加至高无上，但它并非不受约束。因为以宰相为首的外朝官员权力并不小，他们能制约皇帝滥用权力，为所欲为。最后作者总结道，“宋代的皇权和相权之所以都有所加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个体力量既小，群体力量又大。”并提出，在宋代，君主专制是政体，而国体是以士大夫阶层为主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16]同时，张邦炜在《两宋无内朝论》一文中，认为宋朝大体上没有内朝，这样，作为外朝首领的宰相，其权势相应的就有所加强。[17] 1995年，贾玉英发表了《宋代中央行政体制演变初探》，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总结道，宋代中央行政体制经历了从二府到三权分立，从三权分立至三省，枢密院共同掌政等演变过程。这个演变过程是宋代宰相权力从小到大变化的一个缩影。[18]
1997年，曾小华、季盛清在《论中国古代的皇权与相权》一文中，主张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皇权没有任何分权和制衡，也没有这种理论和要求。在北宋初年，随着宰相机构名称的变化，相权也随着被削弱了。从此以后，中国古代的皇权趋强、相权趋弱已成定势。从这篇文章不难看出，作者是继承了钱穆的相权削弱说的观点。[19]
1996年，朱瑞熙在所著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一书中，进行了总结性的研究，也持宋代皇权与相权均加强论。作者认为，在宋朝，皇帝既是社稷天命的象征，又是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拥有包括军权、财权、立法权等各种决定权。但皇权也受到种种限制，特别是宰辅不时地对随意扩大皇权的行为加以抵制。同时，从宋初到南宋，宰相的兵权、财权等各种权力渐渐地由分割到集中。这个过程反映了相权的强化。因为相权的分割有很多不利的方面，相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