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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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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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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例子，主要是发生在食小米和食大米的人群之间。大米和小米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粮食，但加工食用方法基本上相同，即蒸煮之后，作成饭或粥食用，但食用者尚且不能彼此习惯。相比之下，外来的麦子就更难为中国人所接受。
古汉语中经常用“麦饭”形容生活的艰苦朴素。历史上，有人用麦饭请客遭到客人拒绝。有人不吃米饭，而专吃麦饭，被看作是一种怪异的行为。当官的吃麦饭，被视为“清廉”。作子女的以“食麦饭”来向母亲表示哀悼；有人把米饭留给自己吃，而将麦饭让给长辈吃，被骂为“不孝”。在宋代江西抚州，麦饭在食用者看来，甚至连喂猪喂狗的碎米都不如。
尽管最迟到西汉时期就已有了面食，使得麦子的食用品质大大改善，但面粉加工业的滞后，加上王公贵族的垄断，特别是面粉加工业与其它生产的矛盾，以及小麦的品种问题，使面食的本土化远远落后于麦子种植的本土化。由于面粉加工业的落后和品种没有跟上，真正能吃上面食的人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大多数人还只能以麦饭为食。
即使是后来的品种及加工业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长期习惯于一种主食的人，对于另一种主食也很不习惯。这主要表现在食后的满足感和耐饥程度上面。上海松江民间有句谚语：“吃煞馒头不当饭”，这对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目标的传统农业来说自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对于南方地区来说，人们自然更多地选择食而耐饥的稻，而不是麦。
除了饮食习惯和经济上的考虑以外，影响麦子本土化的另一个障碍可能还来自人们的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中麦子不及小米和大米。今天的中国北方人仍然有“小米粥大补”的观念，每当家中有病人或有人食欲不振，便想到要熬点小米粥，同样情况下，南方人会用稻米煮点稀饭吃吃。这是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经验或习惯，但在这个经验或习惯中偏偏不见有麦或面食，原因在于历史上中国人认为麦是有“毒”的。麦毒会引起“病狂”，还会导致一种名为“风壅”的疾病，甚至被视为“杀人之物”。古人认为，治疗麦毒最有效的办法是多吃萝卜，但萝卜并非四时皆有，所以又想出了唱面汤的办法。北方人在吃过面食之后，接着要唱煮面汤，古人认为此举“能解面毒”，今人称为“原汤化原食”。随着时间的推移，麦毒的观念在北方人心中可能很早就消失了，原汤化原食至多被人们理解为，唱点面汤有助于消化。但在南方，麦毒的观念却有根深蒂固一些。古人认为，南方由于霜雪少，种出来的麦子有毒，只能少量食用。
饮食习惯极大地制约了小麦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宋人黄震提到过这样的事，江西抚州人常年吃白米饭惯了，不爱吃麦饭，认为麦饭粗糙。既不肯吃，所以就不肯种。祖父没有种过，儿子孙子连什么是麦都不认识。这种情况在南方地区是很普遍的。它成为南方发生小麦生产的主要障碍。 2、 麦作在中国的发展
尽管麦子进入中国以后遇到了许多障碍，但5000多年以来，麦子还是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麦子在中国的本土化经历了一个自西向东，由北南来的历程。
麦子在中国的本土化经历了一个自西向东，由北南来的历程。中国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可能是中国最早种麦的地方。这里近邻中亚，据史书的记载，中亚的一些国家很早就有麦的种植。麦子可能最先就是由西亚通过中亚，进入到中国的西部地区。迄今为止，最早的麦作遗存都发现在西北地区。在新疆、甘肃、青海、云南先后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小麦遗存。其中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遗址最早，距今约5000年。古文献中也有有关西部少数民族种麦食麦的记载。如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穆天子传》记述周穆王西游时，新疆、青海一带部落馈赠的食品中就有麦。
商周时期，麦子已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甲骨文中有“来”字，《诗经》中也多次提到“麦”。春秋时期，麦已是中原地区司空见惯的作物了，分不清大豆和小麦会被人笑话。据《左传》的记载，在今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安徽等地当时都有小麦生产。1955年，在安徽亳县钓鱼台遗址发现碳化麦子，属于春秋时期的遗物。还有迹象表明，当时的麦子种植可能主要集中于城近郊区。
麦子虽然自西而来，但汉代以前麦的主产区却是在东方，即黄河下游地区。自战国开始，主产区开始由黄河下游向中游扩展，汉代又进一步向西、向南扩展。汉武帝时，董仲舒建议在关中地区广泛种植冬小麦。西汉时期两个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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