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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及其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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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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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意义。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应当把西方的现代化绝对化，变成一个殭死的模式。在世纪之交的今天，讲现代化不能离开人与自然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农学的精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业发展的方向。现代农业应当是一种生态农业，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而，中国农业现代化应当实现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中优良传统的结合。
在这里，还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我国先秦时代即已出现保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什么后来我国生态环境仍然受到严重破坏？我想，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
一是理论本身的缺陷。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地球上存在“三种生产”：即社会物质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和生态环境生产，只有这三种生产协调和谐，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主要着眼点是协调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的关系，即在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时，注意遵循野生动植物自身的生长规律，注意保护自然环境中野生动植物自身的再生产能力；但没有注意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生产、环境生产的协调。人的生产中包括人口数量、人口素质和消费方式，都没有引起当时思想家的重视。先秦秦汉虽然也出现过“分土制民”、合理安排人地比例、人地必须相称的思想，但这只是从居民点设置或政区规划的角度考虑的，而不是从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关系的总体来考虑的。在传统农学的“三才”理论中，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注意到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对资源利用的用养结合，物质生产上的循环利用等，但也没有考虑人自身生产与物质生产及环境的协调。我国历代都鼓励人口的增殖，而不知人口生产也应有所节制。而历史表明，人类自身生产如果安排不好，也会破坏物质生产与环境生产的协调。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是人口问题引起的。
二是制度方面的制约。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总体规划、全民动员（现在更需要全球性的合作），这在当时的制度下是做不到的。我国古代立法中虽然也有保护环境的内容，但都是零星的局部的，更没有提到基本国策的水平。在分散经营、各行其是的条件下，盲目开发，滥用资源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历代都有思想家提倡节约消费，但难以制约统治者的奢侈无度，以致超越在当时物质生产条件下利用自然资源的合理限度。苛重租赋剥削经常导致一部分农民贫困破产、丧失土地，封建社会晚期人口激增更加加剧了这种情况，无地或少地农民涌向荒山、滩涂、边疆、牧区，盲目垦发，也导致了森林、牧场和水资源的破坏。这些看似农业问题，实际上是制度问题。
可见，我国先秦时代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毕竟是很初步的，在深度和广度上不能与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相比拟。现代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在工业文明高度发展引发环境与社会的一系列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对人与自然关系全面反思的结果。只有在这个时候，人口、社会、环境和发展的问题才会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可持续发展才可能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并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的空前尖锐的矛盾孕育着人类的新思维，而上述矛盾的解决将导致新的文明形态的诞生。人类历史已经经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人类将迈进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1] 《大戴礼记·主言》载孔子言：“入山泽以时，有禁而无征。”《礼记·王制》所谓“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与此同义。
[2] “禁”的另一面是“发”，因此，“时禁”也就是“以时禁发”。其内容很多，不限于保护林木。《吕氏春秋·上农》：“然后制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人）不敢灰僇，缳网罝罦不敢出于门，罛罟不敢入于渊，泽非舟虞，不敢缘名，为害其时也。”这是概括而言的，并非四时皆禁，而是说四时各有其禁。
[3] 《睡虎地秦简·田律》中还有“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的记载，整理小组注曰：“荔，疑读为甲，《释名·释天》：‘甲，孚甲也，万物解孚甲而生也。’即植物发芽时所戴的种皮。取生甲，采取刚刚出芽的植物。”
[4] 据王先谦考证，“百索”即百蔬。
[5] 丁士涵改“夫”为“天”（见郭沬若《管子集校》），亦通。
[6] “大寒降”是季冬之月，“土蛰发”是孟春之月。《夏小正》十二月“虞人入梁”。《礼记·王制》：“獭祭鱼，然后渔人入泽梁。” “獭祭鱼”，《夏小正》和《礼记·月令`》均在正月。
[7] 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作“禁罝罜，设阱鄂” ；韦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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