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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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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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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诸？”张德辉回答说：“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见。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馀则武弁世爵，若论军国大计，又皆不预；其内外杂职，以儒进者三十之一，不过阅簿书、听讼理财而已。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134]
张德辉对“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说法断然加以否认，但他之所答并非忽必烈之所问。所谓“金以儒亡”，是说金朝因过分的汉化而丧失其民族传统，最终导致亡国，而不是说金朝亡于儒生之手。张德辉显然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然而令人奇怪的倒是，张德辉似乎从未听说过这种说法，不过从忽必烈的提问来看，这一定是当时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一种言论，是当时人对辽、金两朝国祚倾覆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历史记载表明，金朝之亡国，并不是由于君王的无道、政治的腐败、吏治的衰弊。金朝的末代皇帝哀宗完颜守绪是一位勤勉有为、励精图治的政治家，在他亡国之后仍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刘祁在总结金朝亡国的原因时说：“末帝非有桀纣之恶，害不及民。”[135]金末进士、后仕元至翰林学士承旨的王鹗，在《汝南遗事》卷四“总论”中列举了哀宗的许多德政，对他评价甚高，谓“虽未洽于太平，亦可谓小康小息者矣。属天开一统，地入大朝，遂至灭亡，犹足称颂”。以一位亡国之君，尚且可称“小康”，尚且“犹足称颂”，这评价不可谓不高。郝经在一首咏史诗《汝南行》中如此评价哀宗：“天兴（哀宗年号）不是亡国主，不幸遭逢真可惜。十年嗣位称小康，若比先朝少遗失。”[136]诗中充溢着惋惜之情。历代亡国之君大都是遭人唾骂的，大概只有金哀宗和明崇祯皇帝才是例外。
总的来看，金朝末年的政治尚属清明。金源一代，仅发生过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即宣宗时期的红袄军起义。这次起义距金之亡国尚有二十年，没有给晚金的国势带来直接的影响。金末的内政给人们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金史》卷一一九“赞”曰：“金之亡，不可谓无人才也。”这可以代表元人的看法。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金末的吏治，金朝遗民杨宏道在金亡以后写下过这样的诗句：“兴定纪年后，治道日修饬。县令选尤重，非人莫轻得。”[137]兴定（1217—1222年）是金宣宗的年号，“兴定纪年后”主要指的是哀宗一朝。哀宗时期的吏治何以会赢得人们的赞许？《金史》是这样解释的：“至哀宗正大元年，乃立法，命监察御史、司农司官，先访察随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清慎明洁可为举主者，然后移文使举所知，仍以六事课殿最，而升黜举主。故举主既为之尽心，而被举者亦为之尽力。是时虽迫危亡，而县令号为得人，由作法有足取云。”[138]看来这一套制度确实行之有效。
如上所述，对于金末的国君和晚金的国政，元人是普遍予以赞许的，可见金朝之亡国，显然不是因为内政的缘故。前面曾经说到，在金朝亡国以后，社会上流传着“金以儒亡”的说法。这就是说，当时已经有人将金朝的亡国原因归结为女真人的全盘汉化。我觉得这种说法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那么，女真人的汉化何以会导致金朝走向覆亡呢？我想就以下两点关键性的因素加以说明。
第一，女真人的汉化彻底改变了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养成他们懒惰奢靡、耽于逸乐的生活作风，从而使这个一度生气勃勃的民族最终走向衰落。
女真人本以狩猎和农耕为生，生活质朴，不事奢华。但当他们迁入汉地之后，原有的生活方式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世宗对朝廷臣僚所说的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当时一般女真人的生活状况：“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欲望家给人足，难矣。近已禁卖奴婢，约其吉凶之礼，更当委官阅实户数，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赡者方许佃于人。仍禁其农时饮酒。”[139]《金史》里的类似记载屡见不鲜。当时中原各地的女真人，或者“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或者“种而不耘，听其荒芜”，[140]甚至靠出卖奴婢和土地来维持其寄生生活。到了金代后期，女真人奢侈懒惰的生活积习更是臻于极致，陈规在写成于贞祐四年（1216年）的一篇奏议中，称南迁的猛安谋克军户均为“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群饮赌博，习以成风”。[141]显见得已是无可救药了。金源一朝的盛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猛安谋克的盛衰，金朝后期的猛安谋克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这对金的败亡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生活在金源内地的女真人也同样染上了懒惰奢靡之风。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世宗巡游上京时，听说上京“宗室子往往不事生业”，而女真官僚“随仕之子，父没不还本土，以此多好游荡”。[142]次年四月，世宗在离开上京时，十分伤感地对前来送行的宗室戚属们说：“太平岁久，国无征徭，汝等皆奢纵，往往贫乏，朕甚怜之。当务俭约，无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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