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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太和九年(835)作《酒熟忆皇甫十》：“新酒此时熟，故人何日来?自从金谷别，不见玉山颓。疏索柳花碗，寂寥荷叶杯。今冬问毡帐，雪里为谁开?”[13]
11(开成三年(638)作《洛下雪中频与刘李二宾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书》：“水南水北总纷纷，雪里欢游莫厌频。日日暗来唯老病，年年少去是交亲。碧毡帐暖梅花湿，红燎炉香竹叶春。今日邹枚俱在洛，梁园置酒召何人?”[14]
12(同年作《初冬即事呈梦得》：“青毡帐暖喜微雪，红地炉深宜早寒。走笔小诗能和否?泼醅新酒试尝看。僧来乞食因留宿，客到开樽便共欢。临老交亲零落尽，希君恕我取人宽。”[15]
13(会昌六年(846)作《自咏老身示诸家属》：“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夫妻偕老日，
甥侄聚居年。粥美尝新米，袍温换故绵。家居虽濩落，眷属幸团圆。置榻素屏下，移炉青帐前。书听孙子读，汤看侍儿煎。走笔还诗债，抽衣当药钱。支分闲事了，爬背向阳眠。”[16]
14(除诗歌外，诗人在太和六年(832)《与刘禹锡书》中也提到了青毡帐：“昨问李宗直，知是久亲事，常在左右，引于青毡帐前，饮之数怀，隅坐与语。先问贵体，次问高墙，略得而知，聊用为慰，即瞻恋饥渴之深浅可知也。复何言哉!”[17] 二
同一物事，在诗文中如此频繁地以浓墨重彩加以详细描述，是很少见的。《风雪中作》称“以此度风雪，闲居来六年”，此诗作于太和八年(834)，上推六年，正是太和三年(829)，即诗人初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之时，也就是说，从还居洛阳当年起，诗人就开始在毡帐里过冬了。《自咏老身示诸家属》作于会昌六年(846)，是诗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75岁时创作的一首诗，即使在这时，诗人仍然过着“置榻素屏下，移炉青帐前”的生活，青毡帐一直伴随诗人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历程。
应该特别指出的一点是，除《自咏老身示诸家属》外，毡帐诗最晚是在开成三年(838)创作的《洛下雪中频与刘李二宾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书》与《初冬即事呈梦得》二首，而在开成四年(839)初冬，诗人始患“风痹”，[18]上引《别毡帐火炉》中说“但令此身健，不作长时别。”体魄强健是享受毡帐情趣的必要条件，得风痹之后，诗人大概很少在毡帐中生活，所以在开成四年(839)至会昌五年(845)之间不见关于描写毡帐的诗文，会昌六年(846)提到的情景，可能只是偶一为之。到开成四年(839)时，诗人已在毡帐中度过了十个冬日(829-838年)，诗人患风痹是否与长期居住毡帐有关，已无从考察。
这些与毡帐有关的诗文，大多是描写在青毡帐中待客、宴饮的情形，其中《别毡帐火炉》、《风雪中作》及《青毡帐二十韵》等三首集中描述了青毡帐的形制、用途及诗人在毡帐中日常起居的情景，对了解有关毡帐的知识和诗人的毡帐生活都非常重要，尤其是《青毡帐二十韵》，特别受到后人的注意。宋人程大昌(1123-1195)曾主要依据白居易的记叙，对毡帐的来源、形制进行了详细考证。[19]程大昌说：
唐人昏礼多有百子帐，特贵其名与昏宜，而其制度则非有子孙众多之义，盖其制本出塞外，特穹庐、拂庐之具体而微者。棬柳为圈，以相连琐，可张可阖，为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总之，亦非真有百圈也。其施张既成，大抵如今尖顶圆亭子，而用青毡通冒四隅上下，便于移置耳。白乐天有《青毡帐诗》，其规模可考也。其诗始曰：：“合聚千羊毳，施张百子弮，骨盘边柳健，色染塞蓝鲜。”其下注文自引《史记》：“张空弮”为证，即是以柳为圈而青毡冒之也。又曰：“有顶中央耸，无隅四向圆。”是顶耸旁圆也。既曰：“影孤明月夜”，又曰：“最宜霜后地”，则是以之弛张，移置于月、于霜，随处悉可也。又曰：“侧置低歌座，平铺小舞筵。”则其中亦差宽矣。既曰：“银囊带火悬”，又曰：“兽炭休亲近”，则是其间不设燎炉，但用银囊贮火，虚悬其中也。又曰：“蕙帐徒招隐，茅庵浪坐禅”，其所称比，但言蕙帐、茅庵，而不正比穹庐，知其制出穹庐也。乐天诗，最为平易，至其铺叙物制，如有韵之记，则岂世之徒缀声音者所能希哉!(中略)丙申年十月十一日(1176年11月13日)夜，醉后读白集，信笔以书。[20]
程大昌所论主要有四点：一、毡帐出自塞外，实即穹庐、拂庐之具体而微者，白居易所设“毡帐”即百子帐；二、毡帐以柳为圈，顶耸周圆，周覆以毡；三、毡帐有便于移动的特点；四、毡帐不设火炉，而是以“银囊”贮火，虚悬帐中。
如果仅就《青毡帐诗》而言，程大昌所列诸条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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