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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材料却由毛毡改作了青“缯”(丝织品)，而且使用范围也由日常居室变成了“宴息”的场所。又，北魏赐予柔然的百子帐，应该是用作日常居室的毡帐，则鲜卑人这时似乎还没有完全放弃毡帐。
陈文帝天嘉四年(563)，江德藻出使北齐，归来著《聘北道里记》，云：“北方婚礼必用青布幔为屋，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新妇。”[46]从下文唐人记述可知，北朝供婚礼专用的“青庐”，[47]就是指百子帐。其使用的材料和用途都与492年南齐使臣所见的百子帐相仿。与百子帐保留了鲜卑人早年对毡帐的称谓一样，从“青庐”的“庐”字，依稀也可看到鲜卑人“以穹庐为宅”时代的影子。五六世纪时，鲜卑人基本上放弃了毡帐生活，但是他们在婚礼和祭祀等重大场合使用的“青缯帐”或“青布庐”，仍然保留了早年居室文化的内容。
到唐代之后，继续沿袭了北魏使用百子帐的习俗，程大昌说，唐人婚礼多用百子帐，即是一例。程大昌接着说：“唐德宗时，皇女下降，颜真卿为礼仪使，如俗传障车、却扇、花烛之礼，颜皆遵用不废，[48]独言毡帐本塞外穹庐遗制，请皆不设，其言毡帐，既乐天所赋而宋之问所谓‘催铺百子帐’者是也。”透露出了唐朝皇室嫁女仪式中盛行百子帐的情形。中唐人封演[49]也详细记述了这件事，此转录于下：
近代婚嫁有障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又有卜地、安帐并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庶族，莫不皆然。今上诏有司约古礼，今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中书舍人于邵等奏：障车、下婿、观花烛及却扇诗并请依古礼，见舅姑于堂上，荐枣栗腶修，无拜堂之仪，又，毡帐起自北朝穹庐之制，请皆不设，惟于堂室中置帐，以紫绫幔为之(后略)。[50]
两人所记同为一事，但封演为德宗时人，他的记载更具权威性。从这段记载可知，中唐婚礼用毡帐的习俗盛极一时，“上自皇族，下至庶族，莫不皆然”，流行于社会各阶层。
封演和程大昌提到的颜真卿奏议，分别见于《唐会要》和《通典》记载。《唐会要》说：“建中元年(780)十一月二日，礼仪使颜真卿等奏(中略)，(公主，郡、县主出降)相见行礼，近代设以毡帐，择地而置，此乃元魏穹庐之制，合于堂室中置帐，请准礼施行。”[51]明确将唐人婚礼中施设毡帐归结为“元魏(鲜卑)穹庐之制”。程大昌谓“催铺百子帐”为宋之问诗。据查，宋之问诗无此句，唯陆畅《云安公主下降奉诏作催妆诗》：“云安公主贵，出嫁五侯家。天母亲调粉，日兄怜赐花。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52]与宋大昌所引完全相同。很可能是宋大昌“醉后信笔”将陆畅的诗误植到了宋之问名下。云安公主是唐顺宗(805)之女，宪宗时(806-820)下嫁刘士泾。[53]陆畅对云安公主婚姻情形的描写，表明婚礼设毡帐的习俗，并没有因为颜真卿的反对而消失，至少在九世纪初年，在唐人婚礼中仍然保留着“铺百子帐”的习俗。
从以上论述可知，唐人所用毡帐，尤其是婚礼中使用的，以“百子帐”为名的毡帐，是出自鲜卑遗制。洛阳为北魏旧都，而且白居易自称其毡帐为“百子帐”，则其所设毡帐与鲜卑的历史渊源自不待言。另一方面，鲜卑南下之后，随着经济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时为了适应内地的气候环境，“百子帐”的材料已由毛毡改为纺织品，但是到了唐代，又由缯、布变为毡褐。《唐会要》说婚礼施毡帐出自“元魏穹庐之制”，固然正确地揭示了这种风俗的来源，但是还应该看到，唐人婚俗中的帐幕与北魏相比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由缯、布到毡褐的转变。毫无疑问，鲜卑在南下之前和南下之初，使用的百子帐也是用毡制作的，[注：《宋书》卷五九《张畅传》，6册，1601页，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魏拓跋焘南征彭城，在城南戏马台立毡屋。参见《宋书》卷四六《张邵传》从子畅附，5册，1397页（此卷重出）。]但是在百子帐由鲜卑人传入内地，并演变为布帐数百年之后，到中唐又转而变为毡帐，这种转变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元魏穹庐之制”来解释。从唐朝的具体情况分析，这种变动与唐代胡风盛行的有直接关系，具体说是受到了突厥风俗的直接影响。
突厥文化对中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此仅就与毡帐有关者略作探讨。早在南北朝后期，突厥人就已大批入居北周及北齐境内，在北周京师享受优厚待遇的突厥人“常以千数”。[54]随着突厥与内地政权间交往的开展，突厥以“穹庐毡帐”为特点的居室文化也对中原农耕区产生了影响。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北巡突厥，“欲夸戎狄，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帝大悦，赐物千段。”[55]所谓“千人毡帐”，一直是北方游牧生活的典型象征，[56]虽然不能说炀帝“大帐”形制必出于突厥，但他为夸示突厥而制作的“大帐”与突厥“毡帐”间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唐灭突厥之后，又有大批突厥入居内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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