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合诗人其它与毡帐有关的诗来看，“不设燎炉”云云，显然与事实不尽相合。上引《别毡帐火炉》“复此红火炉，雪中相暖热”；《风雪中作》“老夫何处宿，暖帐温炉前”；《自咏老身示诸家属》“置榻素屏下，移炉青帐前”等等，都说明“地炉”是毡帐取暖的重要手段。而且“碧毡帐”与“红火炉”对举，甚至成了作者毡帐诗的一个固定的句式，如《夜招晦叔》“碧毡帐上正飘雪，红火炉前初炷灯”；《府酒五绝》“碧毡帐下红炉畔，试为来尝一盏看”；《洛下雪中频与刘李二宾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书》“碧毡帐暖梅花湿，红燎炉香竹叶春”；《初冬即事呈梦得》“青毡帐暖喜微雪，红地炉深宜早寒”等等，都是显例。“不设燎炉”，显然不能作为毡帐的一般特点。或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毡帐取暖有地炉和银囊两种不同的途径，而地炉显然较银囊更为重要。
此外，应该补充的是，诗人每年施设毡帐的时间多是在冬季，毡帐似乎尤其适宜于洛阳初冬的气候特点。《别毡帐火炉》“方安阴惨夕，遽变阳和节。无奈时候迁，岂是恩情绝?毳帘逐日卷，香燎随火灭。离恨属三春，佳期在十月。”《初冬即事呈梦得》“青毡帐暖喜微雪，红地炉深宜早寒。”“十月”、“早寒”都是指初冬言，而“三春”阳和时节，就到了诗人告别毡帐的时候了。除了程大昌指出的“于月”、“于霜”可随意择地施设的特点外，毡帐最为诗人称赏的是它在风天雪夜的防风保暖性能。“雪中相暖热”、“青毡帐里暖如春”、“帐小青毡暖”、“内气密温然”、“暖帐温炉前”、“碧毡帐暖梅花湿”、“青毡帐暖喜微雪”等句，都在严冬里透出了融融的暖意。 三
人们日常生活习俗的形成，与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受到经济生活形态的强烈制约，这种影响表现在衣食住行各个领域，有时甚至宗教活动的具体形式也会深深地打上经济生活类型的烙印。如鲜卑人有神车之制，即将神像置于车中以供祭祀，[21]以适应流移不定的生活特点。突厥人无祠庙，刻毡为神像，或盛于皮袋，或系于竿上，四时祭祀，[22]经济生活类型对生活习俗的决定性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居住毡帐，就是以畜牧为业，行逐水草，居无定处的游牧民族经济生活方式的直接反映。
毡帐又称“穹(或“穷”)庐”、“穹（或“弓”）闾”[23]、“旃帐”、[24]“毳帐”等，是我国北方古代游牧或关游牧民族的最主要的居住形式。匈奴“父子同穹庐卧”。[25]乌孙人也以毡帐为室。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江都王建女细君公主远嫁乌孙，公主悲愁，作歌遣怀，其中有“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的描写。[26]汉末魏初，乌丸、鲜卑等东胡民族“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27]柔然“土气早寒，所居为穹庐毡帐。”[28]高车诸族延请宾客，不讲究座次，“穹庐前丛坐，饮宴终日，复留其宿。”[29]奚人“居有毡帐，兼用车为营。”[30]吐谷浑“随逐水草，户帐为屋，以肉酪为粮。”[31]突厥“畜牧为事，随逐水草，不恒厥处，穹庐毡帐，被发左衽，食肉饮酪。”[32]在一些半游牧的民族中，毡帐也是一种重要的民居形式，东汉西域蒲类国人“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东且弥国也“庐帐居，逐水草，颇田作。”[33]两国属于半游牧经济，但都庐帐而居。吐蕃“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颇有城郭。其国都城号为逻些城。屋皆平头，高者至数十尺。贵人处于大毡帐，名为拂庐。寝处汗秽，绝不栉沐。”[34]城郭与毡帐并存。自汉至唐，北方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广泛使用了毡帐，匈奴甚至规定“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庐。”[35]毡帐在游牧民族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古人居住的毡帐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毡帐与车辆合而为一，固定在一起的车帐。二是毡帐与车辆可分可合，临时居住或移动时，车、帐合而为一；长期居住于一地时，分而为二。三是毡帐与车辆分而为二，可以折叠张合的毡帐，张设时置于地面，移动时车载畜驮均可。三种类型虽然常常共存于同一时期或同一民族之中，但是不同的毡帐类型，大体上反映了游牧生活的不同发展阶段，时代愈早，流动性越强，居住与交通功能的区分越不明显。随着游牧经济的发展，居室的用途与交通用途日渐分离，最后帐、车分而为二。[36]白居易在洛阳宅内施设的毡帐，就是属于车、帐分离后，纯粹作为居室，但同时又保留了便于移动特点的毡帐。
由于毡帐与游牧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内地农耕民族的眼里，毡帐久已成了游牧民族及其生活方式的重要象征。隋炀帝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