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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酋首至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57]突厥人的南下，将他们的生活习俗，包括居室文化带入了内地。突厥可汗颉利在长安被安置在太仆寺内，“颉利不室处，常设穹庐廷中，久郁郁不自憀，与家人悲泣相下，状貌羸省。”[58]太仆寺位置在唐西京皇城“承天门街之东，第六横街之此，从西第一”[59]既然在皇城内都张设起了突厥毡帐，则毫无疑问，其它突厥人入居地区搭置的毡帐必定也不在少数。
流风所及，突厥文化甚至对唐朝皇室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唐太宗的太子李承乾深受突厥文化的影响，并身体力行，在日常生活中极力模仿突厥生活习俗：
(太子)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又尝谓左右曰：“我试作可汗死，汝曹效其丧仪。”因僵卧于地，众悉号哭，跨马环走，临其身，剺面。良久，太子欻起，曰：“一朝有天下，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思摩，若当一设，不居人后矣。[60]
由帝位继承人张施在皇宫里的毡帐，可以作为突厥居室文化对唐人生活发生巨大影响的典型个案，同时也为研究白居易履道坊宅内的毡帐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文化的传播与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从北魏到唐代数百年间，由鲜卑人带入内地的毡帐经历了曲折的演变过程：覆盖材料由毡而布，又由布而毡；使用范围由日常居室变为庆典场所，再由庆典场所变为日常居室(虽然只有特殊个例)；最终因为无法适应内地的经济生活和气候环境而逐渐消失。在毡帐流行于内地的过程中，既有渊源于鲜卑早期的习俗，同时又有突厥游牧文化的巨大影响，充分表明了文化传播的复杂性。
一旦某种社会风气形成之后，被这种风气左右的人们就会做出许多违情背理的事情，他们的这种作为，也根本无法用常理来解释。稍具牧区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居住毡帐远不是一件舒服惬意的事，虽然白居易描述毡帐生活如“有韵之记”，但由于注入了对毡帐生活的强烈的情感，所以诗人笔下的毡帐具有浓厚的理想色彩。毡帐固然有防风保暖的优点，但是这种优点只是相对于露宿野处而言的，是长期过着游牧生活的人们的无法之法，与土木结构的民居相比，毡帐的这些优点恰恰就成了它最突出的弱点。应该说，北魏时随着鲜卑人的地著化，毡帐居室功能被房屋取代，毡帐本身演变为以纺织品为材料的庆典用具，属于事理之必然；而唐代搭设在皇宫及庭院里的毡帐则是对事物正常发展规律的反动，诗人长期弃室屋而居毡帐，对这种都市中毡帐生活的欣赏态度，更是违背了情理之常。但这种反动和背理，却正是反映唐朝“胡风”盛极一时的绝好材料。 注释：
[1] 有关唐代胡风的研究主要参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第1-116页；〔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13-66页。
[2] 谢弗曾简略地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进行专门讨论，见《唐代的外来文明》，第49页。
[3] 引文据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下文简称《笺校》。年代顺序从《笺校》，不另注。
[4] 《笺校》卷二一格诗歌行杂体，第3册，第1455-56页。时60岁，在洛阳，任河南尹。又，此诗《笺校》附录三《白居易年谱简编》，第6册，第4040-41页太和五年未收。
[5] 《笺校》卷二六律诗，第3册，第1865页。时61岁，在洛阳，任河南尹。
[6] 《笺校》卷二六律诗，第3册，第1867页。时61岁，在洛阳，任河南尹。
[7] 《笺校》卷二七律诗，第3册，第1911页。时61岁，在洛阳，任河南尹。又，《笺校》附录三《白居易年谱简编》，第6册，第4040页系此诗于太和五年(831)下，此姑从正文。
[8] 《笺校》卷二八律诗，第4册，第1989页。时61岁，在洛阳，任河南尹。又，《笺校》附录三《白居易年谱简编》，第6册，第4041-42页太和六年未收。
[9] 《笺校》卷二八律诗，第4册，第1994页。时61岁，在洛阳，任河南尹。
[10] “施张百子弮”下自注云：“司马迁书云‘张空弮’”。末句下注云：“王子敬语偷儿云：‘青毡我家旧物’。”《笺校》卷三一律诗，第4册，第2134-35页。今按：王家旧物云云，可参见《晋书》卷八○《王羲之传》，7册，2105页。作此诗时62岁，在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
[11] 《笺校》，外集卷上，诗文补遗一，诗词一，第6册，第3832页。时63岁，在洛阳，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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