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儒家的华夷之辩

　　让我们来看看先圣是如何看待华夷之辩的：
　　孔子作《春秋》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也就是说， 夷狄到了中原地区，习用了华夏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了华夏族，而中原华夏族如果进入了边远地区，习用了夷狄的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为了夷狄，是夷狄还是华夏不在于血统，而在于所习用的文化，就是说华夷之辩不是血统上的区别而是文化上的差异。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样的民族区别的观念，进一步提出“中国圣王无种说”，认为中国的任何一个民族只要他有志气有才能，都可以统治中华成为圣王正统，他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郢，西夷人也。”更强调要“以华变夷”，反对“以夷变华”这里的“变”是“改变”的意思，就是要用华夏的文化礼仪制度来改变四夷的文化礼仪制度，把四方之民纳于华夏文化之下，化“夷”为“华”，也就是主张民族同化融合。

　　六、华夷之别非血统之别乃文化之别

　　华夷之辩也就是华夷之别，华夏族和四夷之间的区别不是血统上的区别乃是文化上的不同。原本是夷狄戎蛮民族，在和华夏族接触的过程中习用了华夏的文化礼仪制度，从而认同华夏族，就会转变成为华夏族，这个就是由“夷”变成“华“；原本是华夏族的因为僻处四方，和中原诸夏不相往来，习用诸夷狄的文化礼仪制度，就会给排除出诸夏之列，不在以华夏族来对待，这个就是由“华”变成“夷”。因此无论血统本来是“华”还是“夷”，只要习用华夏族礼仪，就可以成为诸夏；只要屏弃了华夏族之礼仪，就可以归之为“夷”。
　　观之前面的“华”“夏”“夷”的意思与华夏族和夷狄戎蛮的民族特征和区别，可以看出华夏族和其他非华夏族的区别其实是以文化为基础，不是以血统来区别，“华”者，化四方民族也！
　　民族的定义是“具有相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和表现在共同的文化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的人们共同体。”观察民族形成的历史，形成民族的首要条件就是以血缘（血统）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的瓦解，因此民族的根本性是文化，“华夷之辩”实质就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高低之辩，非血统之辩。
　　先秦和随后的史料中关于“华”变成“夷”的记载颇多。举其要者由“华”变成“夷”：
　　《史记.五帝本纪》有云：“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嵩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驩兜，三苗的族属历来多有争议，但是共工和鲧的族属，则多认为是华夏族，共工和鲧原为华夏族，后来因为共工和鲧及其部分后人因为战争失败的缘故（流，殛）僻处于于四方，不和中原诸夏相往来，弃华夏礼仪不用，习用诸夷之文化，由“华”变成“夷”。
　　《史记.匈奴传》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桀崩，其子淳维妻其众妾，遁于被野，随畜转徙，号荤育，逮周日盛，曰 猃狁   。”
　　《魏书.序纪》云：“后魏之先，出自黄帝，黄帝之子曰昌意，昌意少子，受封北国，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以北，广漠之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为拓，谓后谓跋，故以为氏（拓拔氏）。”

　　七、从楚国民族认同来看“华夷之辩”

　　按照中国的史书记载，楚人原为华夏族，但是在春秋时期，根据当时的记载，楚国人多认为自己是蛮夷，不是华夏族，到了战国时期，楚国人才又再次认为自己属于华夏族，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则楚国经历了由“华”变成“夷”，再由“夷”变成“华”的过程，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华夷之辩乃文化之辩，非血统之辩的依据，即是，华夷的区别是文化，不是血统。
　　1，楚国的来源是华夏族。关于楚人的来源，中国的史料都一致认为楚人乃黄帝之后，尤其以《史记》的记载最为详细。
　　《史记》云：“楚之先，出自帝颛顼高阳氏。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因其能光融于天下，故命之为祝融，重黎死，其弟吴回继为祝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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