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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家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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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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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受到皇帝的干预，桓氏家学也未必能传下去。
从区域分布上看，东汉时期真正将家学传下去的家族往往是在中原以外的地区。《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翻别传》载虞翻上奏曰：“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赞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凤，最有旧说，世传其业，至臣五世。”虞翻是会稽人，他生活在汉末，五世传学，这在当时确属罕见。《三国志》卷四二《尹默传》：“尹默，……梓潼涪人也。专精于左氏《春秋》……先主定益州，领牧，以为劝学从事，……子宗，传其业，为博士。”尹默父子是汉魏之际人，在这时初建家学是少见的，在中原地区难以找到这样的事例。前述《儒林传》中的甄宇是北海安丘人，也在中原以外。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第一，《后汉书·儒林传》中有关家学的记载，多数并非东汉之事，而应归入西汉。东汉之初的家学可以理解为西汉家学的余绪。第二，东汉后期，在边远地区，家学仍然存在着。 二 家学衰落的原因
两汉家学的不同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西汉、东汉虽然皇统未变，但社会环境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术、政治都有不同。就学术而论，东汉人所追求的是通与博。班固在《汉书》卷三○《艺文志》中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班固反对“白首而后能言”正是西汉的情形。他崇尚的“三十而五经立”，反映了东汉时期的新学风。通五经的学者在东汉是很多的。《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汝南许慎也是博通五经，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1]汝南周举“博学恰闻，为儒者所宗，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纵横周宣光。”[2]这种博与通的学术追求很难在家学的范围内实现。因为自西汉以来，所谓“家学”是有严格规定的。前引孔氏家族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长彦好章句学，季彦守其家业。”按章句学也在经学范围内，但却不算“家业”。由此可以看出，家学是指累世无更改地传一经。某人要想学通五经，就必然会突破家学的限制。周举的例子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周举虽然博通五经，但其父周防，据《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载：“师事豫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很明显，周举的学术没有局限在家学范围内。广泛的学习兴趣不仅会突破家学的限制，甚至也突破了地区的界限。这一时期，游学之风日盛。《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记载了他学习的经历：“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玄少时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郑玄所学内容极多，他因学习内容之不同而在各地不断游学。一个地区都不可能满足他的需要，更不必说封闭性极强的家学了。由此我们也可以推知，在偏远地区，家学之所以能维持下去，就在于这里缺乏广泛学习的条件，游学又不容易，所以要想学习只能求诸家内。家学与落后偏远地区联系在一起，这只能说明家学确实是处在衰落之中了。
影响家学的另一个因素是政治形势。西汉自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经学与仕途结下了不解之缘。《汉书》卷七五《夏侯胜传》：“始，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夏侯胜之语反映了士人对通经入仕充满了信心。正如班固所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者至百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3]既然经学可以打通禄力之路，有家学渊源者自然比一般人多了一分优势。《汉书》卷七三《韦贤传》载，韦贤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先为帝师，后任丞相，其子玄成修父业，复以明经历位至丞相。故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这一谚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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