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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家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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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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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反映了西汉人对家学的认识。家学的重要，似不仅在于学术的传承，而更在于家族政治利益的延续。
东汉时期，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士人的政治力量越来越强大，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王朝的选举制度。士林中的舆论成了荐举人才的重要依据。赵翼《廿二史札记》“东汉尚名节”中说：“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以名取人构成了对经学入仕的严重冲击。《后汉书》卷七六《仇览传》记载的一段对话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士人的心态：“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行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览乃正色曰：‘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仇览是不合时宜的，符融所言所行颇具代表性。经学可以束之高阁，与志士交结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在交结中方可获取高名。《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序描述当时情景道：“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既然进入仕途不一定要通经，人们维持家学的热情自然也大不如前。这或许是东汉家学衰落的又一个原因。
多年以来，研究者似乎过多地强调了家学与仕途的关系。累世经学被理解为世家大族产生的重要原因。可是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却看到了相反的情形。西汉家学发达，但那时却没有产生世家大族，东汉家学衰落，世家大族却逐渐生长发育。很明显，家学与世族不一定有必然联系。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后论中说：“千乘欧阳生，世传伏氏《尚书》，始自西汉文景之时，至东汉初年的欧阳歙，八世皆为博士，欧阳歙本人且超擢大司徒。但欧阳氏并未能凭借家学而成显族。《后汉书》歙传犹谓其‘门单’”。[4]这一事例与本文的结论是一致的。看来，从具体的事实出发，有助于排除一些根深蒂固的当然之论。
对家学的学术价值也不可估计过高。譬如欧阳氏虽然八世传学，但后代的学术水平却没有超过前辈 。东汉治欧阳《尚书》的学者中，最有成绩者，实为桓氏家族。又如孔安国后代均治古文《尚书》，但东汉的古文大师却未出自孔氏家族。家学强调的是继承性，创新与发展会危及其存在。因此，家学的维系必定带来家学学术水平的停滞。总之，在学术荒芜的时代，家学或许有助于学术的保存，但在正常的时代，家学的繁荣并不意味着学术的发达。
[1]《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
[2]《后汉书》卷六一《周举传》。
[3]《汉书》卷八八《儒林传》。
[4]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348—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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