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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文学中所见的西域商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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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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瑉玉旁唐，玢豳文鳞”（《上林赋》），班固夸饰汉长安宫之华丽时则云：“碝磩彩致，琳珉青荧，珊瑚碧树，周阿而生”（《两都赋》）。它们是妇女身上的华丽装饰，曹植在描绘美女之打扮时声称其：“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美女篇》）它们是情人定情时的珍贵礼物，张衡在提及美人所曾礼物时则曰：“美人赠我琴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四愁诗》）它们是贵族豪奢生活的象征。《晋书·食货志》云：“王君夫、武子、石崇更相夸尚舆服鼎俎之盛，连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树。”最著名的莫过于见载于《世说新语》、《晋书》等文献中有关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情节，《晋书》卷三十三《石崇传》载：
恺以饴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崇、恺争豪如此。武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恺以示崇，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嫉己之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多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枝，条干绝俗，光彩耀日，如恺比者甚众。恺怳然自失矣。
在这里，出产于西方的珊瑚无疑是财富的象征。但是，从这条记载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些以前不为人重视的信息。首先，王恺、石崇比富，似是胡地习俗影响下产生的行为。西域商胡以得利多为善，财多为贵，因而形成一种“斗宝”习俗，以宝物之多少决定其社会地位。《太平广记》卷四0三“魏生”条引《原化记》载：“胡客法，每年一度与乡人大会，各阅宝物。宝物多者，戴帽居于座上，其余以次分列。”《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引《广异记》也载武则天时，有士人途次陈留，宿于旅邸，“夜闻胡斗宝”，为他们陈说中国之珠宝，诸胡大骇云云。据《宣和画谱》卷一，唐代阎立本曾经作过《异国斗宝图》，可惜现已失传。石崇是一个受胡文化影响较深的贵族，他的一个爱妾就来自于胡地。《拾遗记》卷九载：“石季伦爱婢名翔风，魏末于胡中得之……妙别玉声，巧观金色。……珍宝奇异……皆殊方异国所得，莫有辨识其出处者。乃使翔风别其声色，悉知其处。”他因劫掠商人而致富，《晋书》卷三十三《石崇传》云：“崇……任侠无行检。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而他所劫掠的所谓“远使商客”中，应该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西域。
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西晋时期由于社会上层所流行的奢靡生活风尚，使得从西域前来经商的商人大大增加。我们知道，西晋代魏以后，统治者的社会阶层从寒族一变而为门阀豪族，统治者内部的风尚也由曹操时期的倡节俭改变为尚豪奢。虽然晋武帝也经常做提倡节俭的表面文章，但从实际行为上看，武帝不但本人生活奢华，后宫数万，还对贵戚之间的竞奢给予物质上的支持，这就大大鼓励了社会高层内的奢靡风气。晋朝太傅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4]石崇：“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竞以奢靡相尚。”[5]上层社会的奢靡风气刺激了对奢侈品的消费需求，这使得与西域的商品贸易有了合适的土壤，西域商人在此期间经常来到中原交易。这其中，与官方的朝贡回赐形式的贸易就有如下几次：晋武帝泰始六年（270）九月，“大宛献汗血马，焉耆来贡方物。”[6]太康八年（287），“南夷扶南、西域康居国各遣使来献。”[7]同在太康年间（280-289），龟兹、焉耆王曾遣使来洛阳访问，并馈赠方物。但是，除了与西晋官方的交易之外，更多的应该是民间商业往来。晋末刘畴“曾避乱坞壁，贾胡百数欲害之。畴无惧色，援笳而吹之，为《出塞》、《入塞》之声，以动其游客之思，于是群胡皆垂泣而去之。”[8]可见在晋末动乱之时中原还有相当数量的西域贾胡，那末在安定时期的规模可想而知。由于经常与西域商胡有商业往来，所以在习俗上受其影响也不足为奇。
也正是西域输出的商品主要是奢侈品，所以，它往往与帝王、后宫、贵族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出现在各种香艳传闻中，成为很多趣闻逸事中的重要道具。所以，汉魏六朝文学中西域商品的第三个特征乃是其趣味性。
众所周知，西域之香料乃是向中原出口的重要商品，围绕着它就产生了不少传闻，有的还进入了正史。据《拾遗记》卷六载：“汉灵帝初平三年[9]（192），西域所献茵墀香，煮以为汤，宫人以之浴洗毕，使人以余汁入渠，名曰：‘流香渠’。”更为著名的乃是“偷香窃玉”这一故事。据《晋书》卷四十《贾充传附贾谧传》载：贾充的小女儿私悦韩寿，韩寿常常在晚上逾墙而入，“时西域有贡奇香，一著人则经月不歇，惟以赐充及大司马陈骞。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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