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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鲁滨逊“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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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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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之功，这是因为他的批判集中到旧史即“君史”这一根本问题，痛陈其奴化国民思想、阻挡时代潮流的危害，而以“民史”即以写出民族群体之兴衰这一崭新价值体系取而代之，这就为史学近代化开辟了道路②。
鲁滨逊首先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史的狭隘性，《新史学》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鲁滨逊特别不满的是：“但是直到现今政治史仍然保持着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般人仍然把过去的政治事件，看作是历史的主要内容。”③明确指出传统史学只记述政治事实，说的是朝代兴替、军功记录、外交阴谋与宫廷丑闻等，这是一种把读者引入歧途的“庸俗观念”。他看到了人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对传统史学在内容上将自己限制在民族国家的政治史的范围内的狭隘做法大加批判。“这样做法的结果是失去了历史的眼光”，不能反映历史进程的真实面貌，不符合科学的精神，往往“为事实而去记载事实”，在叙述方法上是不科学的。更重要的是，旧史学的这些通病，使人们忘记了历史学的最重要的社会功用。他还反对传统史学的封闭性，强调史学家要利用关于人类的新科学知识，而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把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隔离开。
在历史学的内容方面，两人的主张是一致的。
梁氏认为必须“为史界辟一新天地”，主张历史要研究智力、产业、美术、宗教和政治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则凡百事物，有生长、有发达、有进步者，则属于历史之范围。”“故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至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④大大拓宽了历史学的研究内容。
鲁氏认为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举凡人类全部过去的活动都应包括在“新史学”的范畴内。鲁滨逊指出：“人类的活动不仅是当兵，做臣民，或做君主，国家也绝不是人类惟一关心的事情。”“自古至今，人类的活动包括海上探险、开拓商业、建筑城市、设立大学、建筑宏伟的大礼拜堂、著书、绘画，并且还发明了许多东西。”⑤而所有“这些人类活动”都应包括在历史里面。他认为应当抛弃陈旧的英雄史观，克服以往偏重政治史和军事史的局限，大大开阔历史学的视野，注重对普通人和普通事物的研究。
在历史观方面，两人都力图以进化论的观点来重新研究历史。梁启超旗帜鲜明地提出用历史进化观来取代旧史“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他明确提出要划清旧史一治一乱的循环观和新史学认为历史的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即由低级向高级进化。主张近代史家应该摒弃旧史家几千年来所信奉的“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的旧观点，代之以将近代进化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通过研究，描述人类进化途径及其具体表现。
鲁滨逊声称要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去观察与研究历史，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成长过程，以为这是新史学的“基石”。但鲁滨逊的进化论缺乏辩证的机制，同前者一样，也是一种庸俗的进化论，只承认量变，否认质变，承认逐渐进化的发展，却否认飞跃、革命的变革。这种庸俗进化论在鲁滨逊对西罗马帝国灭亡和法国大革命这两个历史事件的论述中表现尤为突出。他还将历史的进步与生物的进化相混淆，这是由于把作为进化源泉的生物的天赋跟历史中的进步源泉的社会获得物混淆起来而造成的。
两人都重视历史学的垂训作用。梁氏《新史学》开宗明义标明史学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史学应是“学问最博大而切要”的一门，是“国民之明镜”， “爱国心之源泉”。“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半焉。”旧史家不懂得史家的可贵在于通过叙述人群的进化，培养民众爱群善群之心、进取意识和爱国精神。“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起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故中国史学“外貌虽及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益也”。主张要用历史来启蒙中国人的思想，让国人猛醒，为中国的未来而奋斗。
鲁氏十分强调新史学的功用或“实用价值”，主张研究历史是为了帮助人们了解过去，服务现在，推测未来。他说，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们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所产生的这种最大效用。”在《新史学》第五章《普通人应该具有的历史知识》里，非常详细地阐明了历史学的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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