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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鲁滨逊“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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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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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都强调史学的综合研究，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梁启超批评昔之史家，“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⑥强调史学的综合研究，注重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广泛吸取多学科的先进方法，可以帮助历史学进行深入研究。梁启超晚年又发展了《新史学》的观点，著成《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进一步构建了自己的史学方法论体系。
鲁滨逊主张借鉴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概念，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历史是关于重新研究过去文明和关于现代文化起源的科学。因此，要以历史为职业的人就需要掌握一切有关研究人类的过去和探溯现时人类发展的各种类型的知识。”⑦在其著作《新史学》第三章《史学的新同盟军》中，他主张寻找“新同盟军”。这些“新同盟军”包括广义的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动物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鲁滨逊写道：“假使历史学的同盟军好好地加以利用，那么，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⑧鲁滨逊的学生哈里·巴恩斯明确指出：“历史是关于人在社会环境条件下发展的记录”，如果不具备社会学和行为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的知识，“就不可能对这种记录做出合理的解释”。此外，巴恩斯还要求新史学的从业者学习自然科学知识。 三
梁启超与鲁滨逊在这里说不上是前者影响了后者，还是后者启迪了前者，他们在史学上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他们的史学思想却在时代的感召下产生了某种“共振效应”。不过仔细分析起来，这两种“新史学”体系之间还是差别很大的，无论是其产生的前提、所指对象、所提问题，还是其运用方法、理想目标、实际效果，均相差很远。
梁启超的“新史学”是20世纪初中国新旧制度转换时期里政治、思想、学术斗争的产物。他的著作借批判旧史学严厉地批判专制君主制度，宣传西方民主制度优越性，其观点鲜明，充满了激情。像“二十四史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这些观点，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口头禅，对当时推翻专制统治的政治运动作了有力的思想舆论准备。梁启超的“新史学”还有重要思想革命意义。在当时新旧转换时期，不仅要改变旧制度，还要清理旧文化。旧史学中包含着大量的封建思想文化，梁启超的批判动摇了旧文化的这一堡垒，对促进近代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的作用。梁氏所鼓吹的“史界革命”，其实质就在于革除封建史学之弊端，创建“新史学”。而提倡“新史学”的目的在于救国。“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梁氏认为“新史学”不但要救国，而且也能救国。所以，“新史学”实乃救国之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中，近代新史学思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还需指出的是，梁启超对旧史学的过激否定是显而易见的。如“二十四史只是二十四姓之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几千年来之史所记无非猫生子之事。比如，‘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诸如此类，这些批评都是有失偏颇的。而事实上这些记载很好地说明了中国传统史学历史文献学之发达，至于对日食、月食等看似“邻猫生子”的自然现象之不间断的记载，则成了今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主要依据之一。
综合起来看，梁启超此文虽名《新史学》，但对“新史学”的具体内容却语焉不详，相反，他的重点却在于不遗余力地鞭笞封建史学的陈规陋习。这样看来，对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解就必须从他对封建史学的批判方面去着手了。于是，所谓“四蔽”、“二病”、“三端”的反面就客观地构成了梁启超心目中所理想的“新史学”模式，这就是“知有国家”、“知有群体”、“知有今务”、“知有理想”和“能别裁”、“能创作”以及“易读”、“易别择”、“有感触”。从时间上看，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固然要比鲁滨逊更早一些，但梁启超的“新史学”的批判对象是中国传统史学，而鲁滨逊的“新史学”却是以西方近代史学传统为对象。这两种“新史学”不是一种性质的“新史学”。所以，梁启超的“新史学”的“新”是极有限的，即它只适应于中国传统史学，而对于西方近现代史学则毫无“新意”可言。正是在这点上，体现出梁启超的“新史学”同鲁滨逊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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