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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三大政策的制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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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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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④[孙中山：《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孙中山选集》第546页。]革命要成功，必须有一个能够领导革命、坚持革命的政党。孙中山对于列宁极为钦佩，称列宁“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但他也深知，列宁的伟大不仅在于列宁个人，更在于“列宁先生之思想、魄力、奋斗精神、一生的工夫，全结晶在党中”⑤[孙中山：《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606页。]。而这一切，却正是他所领导的革命所最为缺乏的。他早年组织过兴中会，后来创立了同盟会，它们在发动革命、夺取推翻清王朝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斗争中，曾经起过重大作用。一九一二年，同盟会与几个小政团联合组成国民党，同袁世凯妥协，实际成了一个官僚政客集团。一丸一四年，他率领一部分国民党员组成中华革命党，但是，缺乏明确的纲领，缺乏必要的群众基础，构成复杂，组织纪律也都相当涣散，因而，这个党也就同样担负不了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重担。鲜明的对比，使孙中山思想豁然开朗，产生了师法俄国的强烈愿望。
随着对俄国革命的了解逐渐深入，孙中山进而认识到，俄国革命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更为“圆满”的一场新型革命。他说：“美国、法国、俄国都是世界上很强盛的国家，推原他们强盛的来历，都是由于革命成功的。就这三个革命成功的国家比较，成功最大的也是俄国。俄国革命的结果，不但是把政治的阶级打到平等，并且把社会上所有资本的阶级都一齐打到平等。”①[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第730页。]俄国革命之所以成为一场新型的革命，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推究俄国革命的发起人，是由于三种人，叫做农工兵。故俄国现时的政府，又叫做农工兵政府，是由于农工兵三界人民派代表所组织而成的”②[孙中山：《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2集，第409页。]他确认俄国革命的效果比较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的效果要更为宏大，更为圆满，回过头来便不可能不重新考虑中国革命究竟应当走哪一条道路这一时代课题。法国革命，美国革命，都曾使孙中山为之醉心。然而，这条路，中国始终没有走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则证明了这条道路并未“登斯民于极乐之乡”。尽管他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还缺乏科学的认识，但是，“俄国革命，不但是皇帝的压迫要反对，就是列强的压迫也要反对，和全世界资本制度的压迫都一齐反对”③[孙中山：《致大隈重信》，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34页。]，毕竟深深吸引了他，使他看到了新的前进方向，也使他的“以俄为师”中灌注了新的时代内容。
“以俄为师”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思想基础，然而，仅仅如此，还不足以形成联俄政策。联俄政策的确定，又是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国家幻想破灭并深切认识苏俄党、政府和人民是中国革命真诚朋友的结果。
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一位杰出的反帝战士。但是，在先前漫长的革命历程中，他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反帝口号。那时，他服膺于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常常引西方一些资产阶级的国家、政党、社会势力为同调，希冀从他们那里得到支持和帮助。同盟会时期，他寄希望于日本；武昌起义后，他渴望得到美、法、英、日的同情与援助；反袁时，他要求日本内阁“宜助中国革新，以救东亚危局”①[孙中山：《致大隈重信》。]；护法战争时期，他曾以为“请美总统出而主持公道，吾人终可达到护法之目的”[孙中山：《复广州国会坚持护法必得美国赞助书》，《国父全集》第3册，第573页。]； 结果，所有这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帝国主义列强非但不愿中国革命成功，而且变本加厉地支持中国军阀反动势力，掠夺和残害中国人民。这些血的教训，终于使孙中山认识到：“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③[孙中山：《批邓泽如等十一人弹劾中共文》，《国父全集》第4册，第916页．]
与帝国主义列强恰好相反，十月革命一成功，列宁领导下的俄国便向中国革命伸出了真诚的援助之手。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对华签订的全部不平等条约，废弃在华一切特权，将原先沙皇政府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使孙中山深为感动。这个宣言一九二○年三月方才传到中国，孙中山指导下出版的《星期评论》立刻刊登了它的全文，称之为世界历史上空前的消息，为了给予孙中山和中国革命以具体的支援，列宁和共产国际不断派遣代表来华，孙中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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