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孙中山与三大政策的制定 |
 |
时间：2009-7-24 13:57:36 来源：不详
|
|
|
山同他们一一进行了接触，对于苏俄和列宁全心全意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态度逐渐有了深切的了解。正是在这一情况下，他开始考虑实行联俄政策，并越来越坚定。
一九二○年秋，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建议同俄国建立电台联络，要求苏俄提供军事援助，表示了希望将“华南斗争与遥远的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①[维经斯基：《我与孙中山的会见》，1925年3月15日《真理报》。]，这是孙中山关于联俄的首次具体建议。一九二一年底，他在桂林同共产国际另一位代表马林会晤时进一步表示：“中俄携手将完成亚洲的解放”，“待北伐胜利结束，立刻提议与苏俄公开建立联盟”②[《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8页。]。一九二三年一月孙中山同苏俄政府特使越飞面商了中俄合作大计，发表联合声明，廖仲恺又受命到日本与越飞讨论各项具体的合作事宜，则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日趋成熟。
事实表明，联俄政策的确定，决非孙中山心血来潮或权宜之计，从根本上说来，它表现了孙中山对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以及两者关系的新认识。孙中山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深深同情，并从那里受到激励、启发，吸取到新的思想养料，要求中国革命同它们发生更为密切的联系。尽管他的认识在许多地方不准确、不够科学，但在客观上，正顺应了中国革命在逐步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孙中山在临终之前，嘱咐“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继续与苏联合作，要求苏联政府“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期望中苏两国未来“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①[《孙中山致苏联遗书》，《向导》第108期。]，这便是联俄政策真实含义最为完备的说明。
二
在作为统一整体的三大政策中，联共是一个中心环节。“以俄为师”要具体落实到国民党的改组上，必须依靠联共；要同广大工农群众发生密切联系，大大推进工农群众运动，同样必须依靠联共。而联共，则正是孙中山在长期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为使中国革命得到新的发展而作出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决策。
出于对国民党现状的强烈不满，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但是，境况并未因此而有很大改变。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从前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②[孙中山：《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607页。]一九一九年十月，他又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这时，他已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特意创办了《建设》和《星期评论》作为中国国民党的机关刊物，任务是“激扬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③[孙中山：《致海内外国民党同志函》，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册，函和第160页。]。然而，这时，他对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还颇多疑虑，一心要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①[季陶：《访孙先生的谈话》，《星期评论》第3号。]。以这样的思想为指导，所依靠的又是原先国民党那批旧人，改组的成效是可想而知的。一九二二年六月，身为国民党员的陈炯明发动叛乱，炮击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李石曾、吴稚晖等四十九人则借此联名通电，劝他下野。严酷的事实，不能不使他深深反省。他看到，国民党内就党员构成而言 “非常复杂”，大多数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以此为“做官的终南捷径”，若做不上官，“便反对本党，去赞成敌党”②[②孙中山：《党员不可存心做官》，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2集，第340一341页。]。他更看到，国民党的指导思想、政治纲领、组织纪律，无一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他终于看到，对于国民党，枝枝节节地作些改进于事无补，必须下决心“改组国民党的全体”③[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见刘芷芬编：《孙总理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演说词》。]。
究竟应当依靠什么力量来对国民党进行改造呢？国民党内左派力量是可以依靠的，但是，他们的力量不足以同国民党内的腐朽力量抗衡。环顾国内，人数虽少，却集中了中华民族之英，并已显示出巨大潜力的一支现成力量，便是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以共产主义的宇宙观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工人阶级最有觉悟、最有组织的部队。成立不久，它便在中国首次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领导广大工人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并开始了农民运动。这一切，对于时刻关注着中国国民党和中国革命命运的孙中山来说，不能不产生很大吸引力。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