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波战争的前期阶段，经过马拉松战役、埃特米斯坞海战、温泉关战役、萨拉米海战、普拉提亚战役和米卡尔海角之战等，希腊人基本上消灭了入侵的波斯陆军与海军。战争的后期，为了清剿波斯的海上势力，公元前478年，雅典人领导与海上利益休戚相关的爱琴海岛屿和小亚细亚沿岸的诸多城邦组织起强大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也曰“第一次雅典同盟”），继续对波斯作战。在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联盟的有力抗击下，公元前449年，希腊和波斯双方缔结卡里亚斯和约（Peace of Callias），波斯放弃对爱琴海的霸权，承认小亚西海岸希腊城市的独立。约半个世纪之久的希波战争以希腊人的胜利而告终。

    希波战争虽然至此结束，但是，值得深思的是：从公元前479年入侵希腊本土的波斯军队在普拉提亚战役被希腊人击败，至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这期间是雅典城市兴旺发达的时代。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希波战争不无关系。凭借在提洛同盟中的领导地位，雅典城邦逐渐扩大在希腊世界的霸权，并将由此所带来的收益，大多用于提升、加强和巩固雅典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取胜波斯，不仅增强了雅典城市的经济力量，以城市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建设、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以及公共文化事业的繁荣等，也因战争的胜利而受益多多。诚如斯言：“凭借在希波战争中的功绩，雅典城市赢得了对希腊其它城邦的政治和经济统治的手段……”[1](p.41)

    其一，利用希波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海军力量和对提洛同盟的掌控，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雅典确立了在爱琴海上的霸权。至公元前5世纪60年代，雅典不仅占据了通往爱琴海、地中海、黑海、赫拉斯滂、色雷斯等地区的重要商道或海港，而且保障了爱琴海地区在相当长时间内比较和平的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国际环境。雅典商业贸易的生命线得以完全由自己主宰，从而促进了雅典工商业经济的繁荣。至公元前5世纪，雅典已成为当时“国际性”的商贸中心，产自黑海沿岸、埃及和西西里的谷物，色雷斯和马其顿的木材，斯基泰、意大利半岛的牲畜、皮革和鱼类，伊特拉里亚的青铜，埃及的纸草和亚麻织物，以及东方的贵重毛毯和香料等，源源不断的输入雅典城市。雅典的特产橄榄油、葡萄酒、蜂蜜、陶器、铅、银和大理石等，也经由四通八达的国际性商道，输出异邦他乡。不断增长的商业利润进一步促进了雅典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繁荣。诚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所言，“从经济上看，这个繁荣时代是以日益发展的国际贸易和国内商业为基础的。进口粮食、木料、奴隶和奢侈品要付给银、橄榄油、陶器和其他出口品。雅典“盟国”所交纳的贡赋支撑了雅典帝国的海上力量，这种海上力量抑制了海盗行为，因而保障了国际贸易的安全，特别是提供了粮食贸易的保护，而粮食贸易对于雅典的生存也是至关重要的。”[2](第119页)

    其二，由于雅典执掌提洛同盟的领导大权，同盟国的贡金实际上成为雅典城邦扩建海军、重建雅典城市、负担公职津贴等独自享有的巨大财源。提洛同盟成立时，规定各加盟国的年贡金为460塔兰特。公元前454年，同盟金库由提洛岛迁移至雅典，单是库存备用金（reserve fund）达8000塔兰特之多。公元前446年“三十年和约”签订之时，更增至9700塔兰特。[3]( p.51) 伯里克利也坦言：“同盟者所交纳的金钱就是雅典的力量。”[4](Ⅱ.ⅩⅢ)其当政时期，每隔4年于泛雅典娜节调整一次贡金数额，每年由各同盟国所缴纳的贡金平均达600塔兰特。[4](Ⅱ.ⅩⅢ)公元前413年，雅典对提洛同盟境内一切港口的进出口货物一律征收5％的关税，数年后岁入已达到或超过1000塔兰特。[5](p.28) 提洛同盟金库移至雅典后，同盟贡金的收支悉由雅典决定，更加便利了雅典人对贡金的管理和使用。值得注意的是，雅典城邦将由此获得的收益，大多用于发展雅典的海军舰队、城市建设、观剧津贴和公职津贴等。例如，自公元前5世纪70年代起至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雅典城市连续数十年的大兴土木，基本依靠的是战争所聚敛而来的财富支撑。尤其是伯里克利时期（公元前443——公元前429），同盟贡金等大都用于市政广场、议事会厅、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赫维斯托斯神庙、苏尼昂海神庙、大剧场、音乐厅、街道和大型雕塑像等一大批工期长、造价高、规模宏大的公共工程。[6](pp.95-96) 维彻利在《希腊人如何建城》中说：“象雅典的卫城和其它地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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