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名望的人都处以死刑，目的在于扫除这些危险的源泉，同时还想夺取他们的地产；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处死了不下1500人。”[8](ⅩⅩⅩⅤ,4)公元前403年，雅典虽然继三十寡头统治之后又恢复了民主政治，并且为纪念民主政治，还设定自此以后每年的波得罗密翁月（Boedromion，公历9月）的第12日为民主日，[24](p.353)但是，雅典已失去往日民主政治“大本营“的威力。战后又夹杂着“亲马其顿党”和“反马其顿党”的斗争。雅典城市不再是城邦公民追求和享有民主与自由的政治生活之舞台，而是党争与权力倾扎的战场。设置在雅典城市的民主政治机构于纷乱的党争中遭到破坏，不能有效运作，城邦奴隶制民主势力从此旁落。公元前338年，马其顿王国于克罗尼亚（Chaeronea）之役征服曾经辉煌至极的雅典，雅典城邦的独立地位不复存在，沦为马其顿统治下享有一定自治权的城市。公元前323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去世，雅典人伺机起义反抗马其顿的统治，但以失败告终。从此，雅典一蹶不振，直接民主制宣告终结。
其三，公共文化生活基本停滞。
由于内战的消耗、破坏及雅典人的最终失利，雅典城邦的公共文化生活逐渐失去必要的物质保障。加之市政广场（Agora）、剧场、音乐厅（Odeion）、柱廊（Stoa）、健身房（Gymnasium）、摔跤场（Palaestar）、田径场（Stadium）等主要建筑于城市的公共文化生活设施毁于战火，一些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因战乱而流亡他乡，或走上前线，浴血抗战，无暇顾及文化创作，以及因战乱而致的其他人才资源的失缺等，使得依托于雅典城市的宗教节庆、戏剧演艺、竞技比赛等公共文化活动基本停滞。例如，为了保卫家园，才华横溢的“悲剧之父”埃斯库卢斯（Aeschylus,公元前524～公元前456）曾参加过马拉松战役（公元前490年）、萨拉米海战（公元前480年）和普拉提亚战役（公元前479年）等三大战役。一位卓越的戏剧大师尚且屡遭战事的纷扰，更不用说一般的公民战士。许多优秀的公民在常年不断的征战中丧生。亲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杰出史家修昔底德惊叹：“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生命的丧失……”[4](Ⅰ,ⅩⅩⅢ)雅典城市酒神节期间通常要上演5场喜剧，因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影响只演3场。公共宗教节庆的祭仪游行（Formal procession）、赛马（赛战车）、徒步竞走等体育竞技，以及戏剧演艺、歌唱、舞蹈、朗诵、音乐等艺术赛会，皆因战乱而基本停歇。如此以往，雅典城市不再是城邦公共文化生活的园地。战争对雅典城邦公共文化生活的破坏是毁灭性的。
史家习惯于把伯罗奔尼撒战争视为雅典城邦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其实，这场战争对于雅典城市的影响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雅典城市于希腊古典时期的云烟氤氲之中不可逆转地衰落了。
小 结
通过前文的论析可见：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深刻影响着雅典城市的盛衰。历经战争成败考验的雅典城市，是雅典城邦兴衰浮沉的晴雨表。古典时期的两大战争之所以对雅典城市乃至雅典城邦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是与雅典城市作为城邦的军事中心分不开的。从阿提卡和雅典来看，出城迎战，回城坚守，撤出城市等一系列的战略、战术，皆是以雅典城市为中心，进退攻守，运筹帷幄。希波战争中，面临波斯人的入侵，雅典人以退为进，“决心放弃他们的城市，拆毁他们的房屋，登上他们的船舶，全部人民成为水手。” [4](Ⅰ.ⅩⅧ)伯里克利的战略、战术，明显是以雅典城市为中心。已故著名史学家吴于廑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指出，“伯里克利的战略，在陆上是坚壁清野，必要时放弃农村，以全力守住雅典城；在海上是维持航路的畅通，保证海外的粮源，同时以海军攻袭伯罗奔尼撒沿岸，封锁它的重要港口，使敌人不堪消耗，疲惫求降。”[25](第75页)当伯罗奔尼撒人于公元前431年第一次入侵阿提卡时，伯里克利要求雅典人所作的作战准备之一，就是将郊外的财产迁入城内，并要求人们不要出城求战，而要入城固守城垣。[4](Ⅱ.ⅩⅢ)雅典人最终接受了伯里克利的意见，携妻室儿女以及日用品、木质家具等从郊外搬进雅典城内，而羊和雌性牲畜等，送往尤卑亚和邻近岛屿。[4](Ⅱ.ⅩⅣ)有西方学者认为，雅典人这一次听从伯里克利的建议，从乡村迁移至城市。这是一次“自然的统一”（physical synoikism）过程，不同于提秀斯的“政治统一运动”（political synoikism）。[26(p.168)当然，人口过于集中到城市，也是加剧此间瘟疫流行和死亡人数增多的重要因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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