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此时雅典出口至法国南部和西班牙的陶器之总体状况虽然变化不大，但其出口到小亚细亚、意大利和西西里的陶器数量明显下降。雅典的传统贸易已逐渐失去优势。[20](p.32)个中缘由，固然与这一时期小亚细亚、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希腊殖民地已经可以自己制作质高量多的陶器而无需从雅典大量进口有关，但也与战争对东地中海商路和整体贸易环境的破坏不无关系。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不仿以粮食贸易为例。古典时期，雅典是一个必须依赖粮食进口的城邦。控制黑海、意大利等出口粮食地区的贸易通道，维护和保持对外贸易网络的顺畅，对于雅典的粮食供给，乃至城邦的安危尤为重要。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试图阻止自埃及、塞浦路斯和克里特的运粮船至伯罗奔尼撒半岛。但是，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形势越来越不利于雅典的走向，由雅典城邦掌控的以雅典城市为支点的海外贸易路径，逐步被斯巴达及其盟邦占据。雅典的粮食进口，不再是一路畅通，顺达无阻。在雅典远征西西里的时候，其粮食进口就颇费周折。据修昔底德记载，“自尤卑亚运来的粮食，过去是从俄罗普斯（Oropus）运上岸，经过德西里亚（Decelea），由捷径运抵雅典；而现在必须花很大运费，由海道绕过苏尼昂（Sunium）岬角，才能运抵雅典。”面对如此贸易窘境，修昔底德不禁慨叹，“现在的雅典已经不是一个城市，而只是一个要塞（a garrisoned fortress）。”[4](Ⅶ.ⅩⅩⅧ)公元前387年，斯巴达得力于波斯的帮助，控制了雅典通往赫拉斯滂的生命线。[21](p.73)雅典对外贸易的黄金通道尽由别人掌控，粮食供给等出现严重问题。[22](pp.53-54)
其二，民主政治的倾覆。
长期的战争加速了贫富分化和社会冲突。[23](pp.138-141)占有大量土地的贵族、从事粮食贸易的商人和制造武器的作坊主等在战争中投机经营，更加富有。而许多公民却因战乱和时局的动荡不安失去了土地，贫困破产，背负沉重的债务。流浪无业的公民人数不断增加，公民的特权地位和优势逐渐被废弃。作为公民集体的城邦已无法保障公民的切身利益，社会矛盾空前尖锐。[23](pp.151-152)加之残酷的战争生活和战争中发生的大瘟疫等灾难，侵蚀了公民的品性，败坏了公民的道德。公民权利遭到不同程度的侵害乃至完全丧失。[4](Ⅱ.LⅠ;LⅡ;LⅢ;LⅣ) 持不同政见者甚至被处死。公元前399年的苏格拉底之死就是一例。民主政治已失去了广泛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精神支柱。因此，“如果说公元前5世纪，民主政治生活活跃于城市，公元前4世纪，……政治不再是人们的自觉意识，犹如战争成为一种特殊人群的职业，政治也逐渐成为诸如德谟斯提尼等职业演讲家们所关心的事情。社会精英不再等同于政治精英（the political elite），城邦的政治事务逐渐被个人事务所替代。”城邦民主政治所依赖的“公民集体”分崩瓦解，失去其赖以存续的公民基础。[23](pp.144-145)[1](p.117)
此外，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党争纷起。伯里克利去世后，公民大会的领导权逐渐落入克利翁（Cleon）、阿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等名望较低、更为自私者的手里。一些怀有个人野心的政客（demagogues）成了民主派的领袖。他们惯于哗众取宠，置个人和党派利益于城邦之上。[18](p.11)昔日由民主政治所保障的雅典城市的稳定局面，代之以无休止的紊乱。公元前415年起，雅典的寡头派和民主派的斗争异常激烈。西西里战争之后，雅典“被迫放弃民主政治而建立起四百人政府”，[8](ⅩⅩⅨ,1)公民权利仅限于5000人。不仅国家公职无薪，公民的公共政治生活也基本停止，“国家收入，除战争外，不得用于任何别的地方；国家的一切官吏在战争时期均为无薪俸的，唯担任九执政官和主席职位者，每人每日得3奥波尔；……”[8](ⅩⅩⅨ,5) 公元前411年和公元前404年，雅典寡头派在斯巴达的支持下两度执掌雅典政坛。民主派人士惨遭无情迫害，公民权仅限于三十寡头统治（An oligarchy of the Thirty Tyrants）所指定的3000人。[24](p.10)这些寡头派“当他们在国内地位比较稳固的时候，他们就对任何公民都下手了，把富于资财或门第显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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