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贡税、关税和盟国的捐款等，也是就任于公民大会、议事会等城邦民主政治机构中各类公职人员津贴的主要来源。据亚里士多德记载，提洛同盟加盟各国的捐款、贡税、关税等的综合所得，足以维持2万多人的生活，其中至少包括了陪审官6000人，议事会的议员500人，城市卫士50人，国内、国外官吏1400人，重装步兵2500人，弓箭手1600人，骑士1200人，造船所的卫士500人等。[8](ⅩⅩⅣ,3)

    其三，对波斯战争的胜利，以及籍此确立的在希腊世界的霸权和军事殖民，基本保证了雅典公民在相当长时间内享有比较稳定的生活。据统计，公元前450～公元前440年，有4000雅典公民移居海外。[9](第35页)伯里克利曾“派1000人移民前往克索涅索斯（Chersonesus），500人前往那克索斯（Naxos）、250人前往安德洛斯（Andros）、1000人前往色雷斯（Thrace）……”[10](Ⅺ)因战争胜利而从外邦得到的大量耕地、丰富的战利品和贡金等，不仅使雅典公民普遍富裕起来，而且为改善和扩大普通公民的政治权利与社会福利，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萨拉米海战胜利后不久，雅典城邦所积累的充裕财富已足以保障人民尽可抛弃田园，入居城市，而且人人都会有饭吃。[8](ⅩⅩⅣ,1)德莫斯提尼在演说中谈到，雅典由于反对波斯人的战争而变得富有和伟大。[11](ⅩⅣ,40)色诺芬认为，“许多平民依靠战争增加了财产。”[12](ⅩⅤ)普鲁塔克也指出，客蒙由于在对波斯人的战斗中获得一系列辉煌胜利，以大量金钱和战利品使雅典变得富有。[13](Ⅳ,5)一些富有的公民，如客蒙、德米斯托克利等，因战争的胜利变得更加富有。据普鲁塔克记载，希波战争中战功显赫的德米斯托克利，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前拥有的财产不足3塔兰特，而至公元前471年他被放逐时，其财产已有80个塔兰特甚至100个塔兰特。[14](ⅩⅩⅤ,3)优裕的物质生活，无疑有助于公民潜下心来，积极投身于城邦的建设与管理，参与城邦的公共生活，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古典文化。

    其四，取胜波斯，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首先，希波战争中希腊人的胜利对于雅典来说，主要是指雅典海军的胜利。古典时代雅典城邦的繁荣昌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其在地中海世界无与伦比的海军舰队。而雅典海军舰队中的兵勇和水手，绝大部分来自社会中下层且无财力将自己装备成重装步兵的公民。海军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这些中下层群众组成的所谓“第四等级”（thetes）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军事殖民（military colony）“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了第四等级的人数。第四等级的绝大多数因此而生计有保障，或保有一块份地（a small parcel of land）。”[15](pp.13-14)“第四等级”中人数众多的兵勇和水手队伍与商人、手工业者一起，是推动雅典民主政治不断向前发展的核心力量，“雅典人的最终胜利不是保守的成效，不是在马拉松战役中首次击败波斯人的有产的重装步兵，而是那些赢胜于萨拉米海战中、操纵舰队的水手和城市中的贫民。”[16](p.10)正是在这些人的支持下，公元前443年伯里克利当选为雅典十将军委员会的首席将军，连任10年，励精图治，不断改革和发展雅典城邦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使雅典成为希腊各城邦民主派的大本营。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进入极盛的“伯里克利时代”（Periclean Age,公元前5世纪40～30年代），雅典城市成为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核心舞台。

    其次，希波战争后，雅典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强大军事力量的形成，使民主政治的运作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可靠的军事保障。尤其是向赫拉斯滂（Hellespont）、意大利的图里（Thurii）、黑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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