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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源流考(近代、现代部分)

时间:2009-7-24 13:57:40  来源:不详
他认为,求知是人类的共同本性。而知识是从许多个别的经验观察中加以概括而获得的。在这种意义上,概括是知识的本质,是科学的起源;没有概括就没有知识,没有科学。而概括就是普遍性。英语中的“普遍性”(generality)和“概括”(generalization)是由同一个词根而来的。不仅如此,“概括”总是同“解释”(interpretation)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概括就是解释我们观察到的各种事实,把它们归结到一种普遍原则、普遍规律里去,所以解释也就是概括。然而,人们在进行解释和概括时,并不一定都是依据观察的事实,也可以假设某种不能观察到的事实来完成。由于人们对各种自然现象的成功解释,促使人们的思想产生一种要求更大普遍性的冲动。可是即使有大量的观察事实也往往不能满足人们的这种欲望,于是人们便超越观察去寻求普遍性。这样,想象代替了概括,用一种“朴素类比法”的解释来满足人们要求普遍性的冲动,“普遍性的寻求就被假解释所满足了”。[35]思辨哲学就是由此产生的。企图用一种类比法来说明知识、作出假解释,是以往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通病”。
  什么是假解释?举例来说,把世界看成上帝的创造物,就是一种拟人类比:上帝创造世界,就像人建造房子、田园一样,所以“创世说”的故事是一个假解释。又如,古希腊哲学家阿拉克西曼德认为世界是从“无限实体”演化而来的,他关于世界起源的幻想图景,也是以类比当解释。形而上学的假解释所犯的逻辑错误,就在于把抽象物实体化,例如把“理性”的抽象名词当作某种永恒的实体,亚里士多德对形式和质料的理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认为“形式”是一切存在物的最终原因,宇宙的天与地,人类的灵魂与肉体,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都可以用形式与质料的关系作类比来加以解释,这就是“把许多不同的现象都归集在一个标签之下的那种假解释”。[36]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影响了两千年人类的思想,这就是思辨哲学之所以根深蒂固的原因所在。
  赖欣巴哈进一步指出,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定性,是形而上学的又一个特征。在形而上学看来,感觉经验无法获得可靠的知识,知识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获得。试图用逻辑证明来建立一种具有绝对确定性的知识,是近代理性主义者所采用的方法。这方面应首推笛卡尔。为了寻求一种绝对确定的东西,他从怀疑着手,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哪怕是信以为真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但有一件事实,即“我在怀疑”是不能怀疑的。我怀疑,即我思维;我思维,必定存在着思维的我;从而得出“我思故我在”这条绝对可靠、绝对确定的原理。赖欣巴哈认为,笛卡尔这种证明实际只是一种“逻辑魔术”。因为这一推论的完成,从“怀疑”到“我存在”,完全是一套逻辑戏法。从“怀疑”开始,他就把“怀疑”视为一个“自我”的行动,因此这个推论的前提(“我怀疑”)就包含了一个不能怀疑的事实(“自我”)。笛卡尔还用“自我”推论出“上帝”和“物质”两个东西的确定性。因为有“自我”,故必有“上帝”存在,否则每一个自我就不会有一个无限完满存在的观念;因为有“自我”,“物质”世界必定存在,否则上帝就是一个骗子。这种绝对确定性的证明同样是由一种“逻辑魔术”构成的。
  逻辑证明即所谓演绎,其结论只能揭示其前提中已经蕴含的东西。就是说,这是一种分析判断,结论不能陈述多于前提中所说的东西。而判断的前提是观察得到的经验真理,其结论也只是经验真理,并不比前提有更多的确定性。因为判断的结论的可靠性、确定性,要依赖判断的前提的可靠性、确定性。一旦判断的前提不可靠,其结论必定失效。与分析判断相反的是综合判断。综合判断能够给我们以新的知识,因为它的结论不是从前提中分析出来的,而是通过经验加上去的。但是因为一切由经验提供的综合判断都是可以怀疑的,所以综合判断同样不能给我们以绝对确定性的知识。总之,无论是分析判断还是综合判断,都不可能提供绝对确定性的知识。追求绝对确定性,是形而上学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赖欣巴哈看来,黑格尔哲学就是这种“普遍性和确定性的寻求的牺牲者”[37]的典型。
  通过这些分析清洗(elimination),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可谓信誉扫地。但是,在实证—分析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逻辑经验主义者反形而上学的主张受到一些哲学家的质疑和反驳。
  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自然科学命题是有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是无意义的,因此应该拒绝形而上学。这实际是提出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界标准问题。对此,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作了分析批判。他认为实证主义关于“意义”(meaning )或“意思”(essence)的概念不适用于分界,因为形而上学尽管不是科学,却不一定没有意义。用有没有意义来分界,会使界限不是太窄就是太宽,这种分界标准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波普尔还指出,自从弗·培根以来,大多数人认为,科学的特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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