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休谟和康德对“本体论”的诘难

　　存在论问题及其本体论解答方式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哲学问题。哲学是一个问题体系，对每一个单独的哲学问题的理解和回答，都依托于并体着对于哲学总体的理解和回答。哲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并创设新的哲学分支的历程。但新的哲学问题的提出和新的哲学分支的创设，并不取消和替代老的哲学问题和老的哲学分支，而是要求立足新的哲学理解来回答老的哲学问题，并立足新的哲学整体来安排过去所有的哲学分支。存在论作为始初的哲学形态和古老的哲学分支，本体论作为对待和处理这个分支的一种历史形式，曾经长期处于哲学体系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随着哲学重心的时代性转移，它相应地不断变换着自己的位置，发挥着自己的功能。这样，一方面，我们有必要和可能通过对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对于存在论的不同理解（例如本体论的理解）来透视其所依托和根据的哲学观念和哲学背景；另一方面，我们也只有立足于哲学观念的变革和发展才能真正理解存在论问题的兴衰和本体论的浮沉。[6]
　　在哲学史上，“形而上学”长期以来一直是“哲学”的别名。由于“传统形上学”采取了本体论的形式，并形成了一套相应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它已不仅仅是指哲学中的一个具体理论观点，而且还代表着一种哲学型态和哲学观。这种哲学型态和哲学观，就是我们所说的本体论哲学。
　　如前所述，亚里斯多德是古代本体论哲学的最大代表。他把本体问题确定为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把哲学规定为关于第一本体和最高原因的理论，确立了“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就是本体论”的基本观念。像这样一种把哲学的对象和任务规定为对隐藏在现象背后又作为最高原因支配着万物的超验本体的追求的哲学观，就是我们所谓本体论哲学观。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在西方古代到近代的哲学演进中，它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观，并逐渐凝结为一种影响深远的哲学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提问方式是：什么是现象世界的终极根据和普遍本质？什么是支配经验世界的最后本体和最高原因？由于这种作为终极本质和最后本体的存在者是人的感觉经验无法把握的，它只能被逻辑地构造出来。而这种逻辑地构造出来的概念实体，又成为解释现象世界的最高原则。本体论哲学的说明原则是：用某种终极的本体来说明一切，把一切都归结为本体的变相。
　　本体论哲学在进一步发展中遇到了双重挑战。首先，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证明，能够堪当说明世界重任的，只能是科学，而不是哲学。科学不仅能说明现象，也能揭示带普遍性的本质和规律；不仅能了解事件的结果，也能追究产生结果的原因（虽然不是终极原因）；不仅能说明世界的局部，而且能了解各个局部之间的真实联系；至于在已知的局部之外的整体，在已知的现象背后的神秘本体，科学家拒绝发言，并指出这种发言方式的虚妄。
　　其次，哲学自身的发展也证明，人们对本体的认识所达到的结果，不全以本体的状况为转移，而是同人们如何去把握本体的认识方式紧密相关。对对象本性的理解，往往决定于人们对认识本性的理解；对世界的本体和本性的理解，取决于人们把握世界的认识方式。[7]在这样的背景下，哲学开始把目光从客体转向主体，以解决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为最高原理，在哲学中实现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作为这次革命的当然结果，哲学研究的重心开始转移到所谓认识论的问题上。
　　正是在这一哲学研究重心转移的过程中，休谟和康德对本体论哲学提出了怀疑和责难。休谟以不可知论的形式，实际上否定了追寻本体问题的可能。他从彻底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断定感性知觉之外一概不可知，在知觉以外的任何东西，无论是物质实体也好，精神实体也好，究竟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从而将实体、本体一类的问题归结为我们的经验无能为力的“超验”问题，认为对这样的问题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只能存疑。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认为，旧的本体论不考察人是否具有把握世界本体的能力，便大谈世界的本体如何，这是不可能的。传统哲学一方面认为人类理性天然具有一种对事物穷根究底的要求，这种必然倾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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