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意向产生了形而上学；但另一方面，形而上学所提出的问题又是理性能力所无法解决的。因此，他的任务便是在认识之前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由主体认识能力的范围和限度来说明知识的可能性、必然性及其范围和限度。因为在康德看来，“批判，而且只有批判才含有能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经过充分研究和证实的整个方案，以至一切办法。别的途径是不行的。”[8]黑格尔评论道：“康德批判哲学的主要观点，即在于教人在进行探索上帝以及事物的本质等问题之前，先对认识能力本身作一番考察功夫，看人是否有达到此种知识的能力。”[9]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这里顺便提一下，摩拉甚至认为：“整部《纯粹理性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被本体论纠缠而深感困惑的人的作品。”[10]）一书中，把狭义的形而上学分为超验哲学（transcendental philophy）和纯粹理性的自然学（physiology of pure reason）两部分，“前者只处理在与一般对象有关的概念与原理的系统中的知性与理性，而不考虑可能被给予出来的对象（这是Ontologia即本体论）。”[11] 康德对本体论作了如下界定：“这门科学的最主要的目的，即用纯粹理性的一些原理来论证出关于至高无上的存在体和来世的知识。”[12]（这里虽然使用的是一个学科概念，实际上只是康德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总结。）他经过“批判”后断定，这种研究一切存在的最后根据和绝对本体的学问是不可能的。康德认为，纯粹理性只能获得经验科学的知识，却不能获得关于超验的“物自体”的知识；当理性企图超出现象界去追求“物自体”时，就会陷入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即“先验幻相”。这样，康德就继休谟之后，进一步宣判了“一般形而上学的死刑”。康德写道：“它（指先验分析）的原理仅仅是揭示现象的原理，而具有傲慢名称的本体论宣称要为一般事物（things in general）的先验综合知识提供系统原理（因果性原理），必须让位给对纯粹知性（pure understanding）的分析这一谦逊的名称。”[13]恰如文德尔班所评论的那样：“这位哲学家（即康德）在沃尔夫学派的朴素的唯实论中成长起来，沃尔夫学派没有郑重考虑就认为逻辑必然性与现实性是同一的。康德能从这个学派的禁令中自觉解脱出来是由于他看出了：用‘纯理性’，即通过纯逻辑概念活动，不可能‘构成’有关现实事物存在或因果关系的任何东西。形而上学家是‘诸多思想领域的空中建筑师’；但是他们的建筑与现实没有关系。”[14]康德对本体论的批判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当代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缪勒所说的那样，“康德对于有关实在的知识的说明和他对于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形成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历史上的转折点。”[15]
三 黑格尔哲学的“本体论”性质
康德对人的理性能力的怀疑对黑格尔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企图通过改进理性工具，发现和建立一种新的理性，来挽救在休谟和康德的诘难下面临危机的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黑格尔按照“实体即主体”的原则，把旧有的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在主体论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建立无所不包的庞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哲学体系，从而成为传统本体论哲学的集大成者。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这样安排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述）：“这门科学可以分为三部分：1．逻辑学，研究理念自在自为的科学。2．自然哲学，研究理念的异在或外在化的科学。3．精神哲学，研究理念由它的异在而返回到它自身的科学。”[16] 在这个体系中，逻辑学居于核心的地位，整个哲学体系不过是逻辑学的展开和回归；逻辑学作为绝对理念的体系，将展开为统治自然界和精神的绝对理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揭示说：“由于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从逻辑学，从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的、自我理解的、哲学的或绝对的、亦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所以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了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自己的自我异化内部理性地亦即抽象地来理解自身的、异化了的世界精神。”[17]由于逻辑学在黑格尔哲学中贯穿和统领一切的地位，马克思形象地称之为黑格尔哲学的“精神的货币”，意即可以在一切领域里流通。因此，要确认黑格尔哲学是否具有本体论的性质，《逻辑学》是个关键和枢纽，正如要认识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必须了解《精神现象学》一样。
黑格尔的逻辑学不同于传统的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形式逻辑，它是“研究纯粹理念的科学”，而构成其内容的，正是一些逻辑范畴推演的纯粹原理的体系。关于逻辑学与本体论的关系，黑格尔自己有过说明，他在谈到亚里士多德哲学时说：“亚里士多德所最注意的，就是规定这个存在是什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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