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念史尤其需要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第三个系统就是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中国人很早就对域外历史感到好奇,世代都有目治耳食的记述,致使毗邻区域的若干史实,每每要由考察中国史籍才能清楚。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同样受到来自域外的种种思潮特别是所谓异教信仰的影响,而不断改变形态。同域外文化的互动而促使本土文化传统不断畸变的历史,已在人文学科诸领域引起广泛注目,跨文化研究的崛起便是例证。但史学史研究的回应似乎比较迟钝。尽管边疆史地、中西交通史和“西学东渐”、留学异域等方面的考述,在中国早有实绩,却通常被史学史论著描述为园地的增辟,很少从“学”的角度,去讨论这类互动过程,怎样成为中国史学传统克服惰性的内在力量。前述比较史学还没有超出形式类比的混沌状态,或许不算苛评。因此,如果把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看作支撑史学史总体结构的鼎足之一,而这一足仍然有待铸造,应该说是有理由的。
①依时序,李大钊于1920年在北大所编《史学思想史讲义》,较诸梁启超于1922年在南开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早一年。但梁氏讲义概述“二千年来中国史学经过之大凡”,虽重在史料考证,却被以后重编纂史而轻思想史的史学史主流视作滥觞。1926年至1927年间,梁氏在清华国学研究院重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讲义在他身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题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内中提出应该编撰“文物的专史”,特别强调“史学史”做法的四部曲,即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以后出现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如金毓黻、魏应骐、李宗侗诸书,无不墨守梁氏设计。也有的讳言梁名而实袭梁说。但透过其中的意识形态化术语,察其述史思路,很难说已经实现对于梁氏四部曲的超越。
②已收入拙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996年增订版。此文末附抗日战争发生后中国史学家的著作目录,指出选择标准是民族主义史学,可知先生当时身处“孤岛”上海,向暨南大学师生讲授中国史学传统的心境。抗战胜利后,周予同先生转入复旦大学任史地系主任,又以公开抨击国民党政权腐败著称。复旦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周先生也是第一人。
③周谷城先生在复旦大学内迁重庆北碚时期即任教史地系。1952年院系调整中,继已晋职大学副教务长的周予同先生为系主任,通过智谋,为复旦历史系赢得谭其骧、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章巽等知名专家来系任教。其后,周谷城先生改授世界上古史,但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这位“西周公”当年在学术辩论中的顽强精神。
④陈守实先生中年与郭大力合作研究《资本论》,从此终生服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方法,而对“苏联牌”的历史观念不愿理会;对于国内史家唯独钦服陈寅恪,而极不喜郭沫若。一九五九年因拒绝参与批判陈寅恪,被指斥为学考茨基“修正”马克思。他的“傲骨”,他的文章高度凝炼并充满思辨色彩而被称作“天书”,都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⑤当时陈、耿、二周在本系并称“四老”。陈、耿二先生都已不再“参政”,恪守教授本职,反而对本系的学术薪传的实际贡献较大。
⑥谭其骧先生在一九五零年代后期首次主持系政,旋因受命改绘“杨图”(即后来名闻遐迩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由胡绳武副系主任代行其职。胡先生十分注意本系教学科研的全面建设,总设法使每位教师展其所长,屡因此被指作政治“右倾”。正因为胡先生与另一位先生再三敦请,陈守实先生才肯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虽只主讲两届,却使我们得以跟着讲。文革后谭其骧先生重主系政,不顾谤议,同意我接续已故的陈守实先生开创的中国史学史课程任主讲,并且多次与我讨论中国史学史该怎么讲。凡此均使我感知前辈史学大师以学问为生命的真精神。
⑦项目拟题《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拟分《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中国历史观念史》、《中外史学的交流与比较》三卷,以及各卷的暂拟结构和分章,都是我与合作同仁多次研讨后所订。
⑧见《观堂集林》卷六。王国维此文撰于1916年,是利用文物与文献史料互证,而通考古“史”职守与功能的首出名作。顺便指出,王国维由沉湎叔本华哲学而转向古史考证,固然与罗振玉提供甲骨史料攸关,而从治学取向来看,更明显受沈曾植的影响,惜此点迄今未见专文考察。
⑨《论语·卫灵公》。此“史”当指春秋晚期尚存的前代史官整理过的档案史料,所谓“阙文”则指官府档案以外的散存的前代史官的记载。
⑩《孟子·离娄下》 << 上一页 [11] [12]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