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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类似例证在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很多,可惜多半没有受到史学史研究的充分注意。原因之一在于专业的过度分工导致的认知限制。没有中国史的世界史,不顾世界史的中国史,在史学界久遭诟病,体现于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便是既分中外两门,却不互相沟通。随着人文学科比较研究在近年崛起,比较史学的课题也提上日程。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在我们这里是否已经不算空话?难说。比如中外史学比较,首要的前提就是研究者需要对古今中外史学的基本进程有整体的了解,这岂是个别史家所能胜任的?倘若只作个案比较,同样面临可比性问题。人们早就注意历史有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别,同时同地的历史过程充斥着复杂的矛盾,没有结局相同的历史事件,也就不可仅从形式来作比较,追寻个案发生的偶然因素或许更加必要。况且要对不同环境条件下发生的事件或人物进行比较,更不可只看局部的相似性而无视整体的差异性。近些年我们的人文领域内的比较研究,经常给人以重形式而轻内涵的印象,所谓历史比较也往往给人以拿主观理念来代替历史分析的感觉,似难否认。
以上的简单讨论,表明我们的史学史研究,在若干关节点上,不是需要深化,便是需要增补。于是,困扰这门学科史研究的老问题,即史学史写什么、怎么写等等,就再度摆在我们面前。问题的涵盖面,也已越出当初梁启超设计的史学史“做法”的框架,不再是局部修补或扩容所能满足。这就突显了史学史编纂应该进行结构改革的必要性。
结构改革的前提,在于承认既往的结构,又合理又不合理。所谓合理,意味着历史逻辑应与历史事实力求一致。历史属于过去。过去种种,犹如铸成的铁板,不再能随某种主观愿望而改变。因此逻辑的雄辩,决不可能改变既成的历史。中国的传统史学,备受权力的干扰,总体取向就是主动地或被迫地适应当前的意识形态,隐讳或曲解史实,乃至伪造历史,以迎合统治者的功利需求。因此中国的史学史研究,长期注目于历史编纂学史,很少涉及学科以外的历史观念,尤其避免讨论域外观念特别是宗教思潮对于中国史学的隐显作用,都可理解,却不可盲从。
史学史的结构改革,第一需立足于传承,不可学秦始皇将古典文化一扫而光;第二需立足于察变,不可以逻辑代替历史;第三需立足超脱,不可追求与时俱进而牺牲客观历史。
假如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那末史学史的结构,可以析作交叉重叠的三个系统。
一个系统便是历史编纂学史。这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史学史从业者耕耘的主要园地,收获也堪称丰富,包括通史、断代史和专题论文等不同类型的成果愈来愈多,致使后来者很难别开生面。只是数量不等于质量。编纂学史既需要继续探究各类历史纪录形式的递嬗与衍变,厘清与重要作品攸关的人和事的历史实相,还需要深入考察与作品作者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和重大事变。从事后一项工作,尤其需要克服种种非史学的干扰,诸如古为今用、以术代学、以论代史、惟权是尚等等。仅此一端,便可证历史编纂学史的研究,仍有许多事情可做,何况对于这门专题史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的实相,还缺乏一般的清理。
第二个系统当为历史观念史。历史观念不等于历史哲学。因为在中世纪中国,所谓史观史论,从来是经学的话筒,而所谓经汉学或经宋学,本质上是辩护论,辩护当前统治体制的既得的或正在追逐的权益。上个世纪中国开始出现哲学自主的声音,却很快淹没在种种当今的意识形态喧哗之中。而当今的意识形态总是紧紧抓住历史的所谓经验教训当作护身符,每令次政治恶斗总是拿史学当作祭旗的牺牲。照列宁曾经激赏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定义,“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罢了,那末上个世纪的十年动乱及其前后的岁月,连忠于马列而企图不悖史实的历史思想考察,也无不被判作封资修的变种,岂有历史哲学的生存空间?不过没有历史哲学,不妨碍中国人上上下下都好用自己的眼光看历史,而且各有各的价值判断尺度。价值判断属于观念。看历史的尺度差异,当然表明并存的复杂历史观念,在共时性中具有历时性。若干传统的乃至虚幻的历史认知,得以打中各色人等的心坎,只能从不同时空的“现状”冲突中得到合乎实相的历史解释。史学史表明,自古及今的中国史学,作品作者的关注重心,或隐或显,无不与某种行时或悖时的历史观念有联系。因此,晚近的史学史论著,虽将陈述范围向史学的思想方面扩容,却忽视在社会历史中互相冲突又互相吸纳的复杂历史认知的存在,那复杂性就在于这类认知总是呈现历时性与共时性错综交集的特色。历史观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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