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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倘说清代汉学的共同表征,在于将六经皆史说,由言化作为行,甚至在实际上改变了此说内涵,同认“六经皆史料”。那大约近于历史实相。问题在于,既然人们“评价”古今政治,都强调实践是唯一尺度,为什么论清代汉学,另立标准?
说到另立标准,便不能不提及章学诚。由于清末民初章太炎、胡适之等的表彰,章学诚和他的《文史通义》,已成六经皆史说的圭臬,而照上个世纪中国史学史论著的通行说法,在八世纪刘知几《史通》问世以后,度越千年,才有章氏《文史通义》与之比高。
是这样吗?二十多年前,我修订《中国历史文选》,通过考证其人其书的历史,便曾提出:“章氏生前死后,长时期中,少被人知;直到清末,才渐受注意。至于他的著作全部刊行、学术思想被人研究,则是晚近数十年的事。”章学诚生前已对人们将他比作刘知几感到愤然,声称刘氏仅知“史法”,而他才懂“史意”,可上比孔子作《春秋》。但依据我的考察,《文史通义》不但力为满清君主利用程朱理学辩护,而且他是歌颂六经是史学的楷模,他痛诋戴震、汪中“诽圣谤贤”,他论史再三声明旨在反对“乱臣贼子之居心”,诸如此类都清楚证明他关于六经皆史的理论,与同时代的汉学家从史料真伪角度解构经传的实证取向正好相反。
关于章学诚其人其书,我们将另行讨论。这里只拟通过此例,表明时至十八世纪,中国的传统史学,已接近它与传统经学的悲欢离合的漫长旅程的尾声。然而尾声并不意味着过程的终结。相反,堪称尾声的六经皆史说,由于《文史通义》受到近代学者过度重视,再度引发经史关系的争论。
十九世纪出现了经今文学的复兴。清代汉学的这个内部异端,没有刘逢禄便不成学派,没有龚自珍便不成气候,它将六经皆史说推到极端。倘说廖平的经学四变,还是晚清学界企图复活经史不分传统的尝试,那末康有为及其门徒在戊戌变法前夜赶制的《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和《皇朝经世文编》诸书,都表明这个提倡帝国自改革的学派,昧于学术为政治服务的陈腐偏见,如何以今律古而扭曲历史。
二 关于“经世致用”
史学有没有“经世致用”的功能?这在中国史学史上,似乎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难道历史的经验不值得注意么?难道历史的教训不值得记取么?难道历史的兴替不值得借鉴么?难道历史上的圣贤忠义不足以垂范后世么?难道历史上的昏暴贪诈不足以警示来者么?既然如此,倘若说治史读史,都为了“鉴往知来”,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岂成问题?
很有趣,类似的疑义,中国有,外国也有。人们很早就熟悉黑格尔的观察历史三分法,其中第二种称作“反省的历史”,也即目前通常所称的“反思史”。这种反省的或反思的历史,又被黑格尔区分为四类,而第三类所谓“实验的历史”,如今又常被引用者改为“实用的历史”。⒀据黑格尔的叙述来看,那类在十八世纪初叶仍然盛行于德国的“实验的”或者“实用的”反思史,活像经世致用论的西方版⒁,可谓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显例。
于是,对于史学究竟能不能起到“经世致用”的社会作用,略作再考察,似非多余。
人所共知,所谓“春秋经世”初见于号称庄周本人遗作的《齐物论》⒂,《庄子》外杂篇还不止一次提到孔门的“六经”,但所述原始儒家的言行,又大多数不见于同时代的孟、荀等自命孔门真传的遗作。因而庄周及其学派说孔道儒,是否属于“寓言十九”的范畴?诠释者历来争论不休。
就说《齐物论》那句名言吧,“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其中“春秋”一词,到底指时代呢,还是指相传孔子晚年笔削而成的那部儒家经典?即使在清末,墨守清代古文经学传统的《庄子集解》作者王先谦,便以为唐代道士成玄英的疏解正确,断言“春秋经世,谓有年时以经纬世事,非孔子所作《春秋》也”⒃。可是行辈虽后而诠释此语同时的章炳麟,却以为“春秋”应当释作书名,即孔子据鲁史改编的《春秋》⒄。谁说学派相同就必定见地一致?“经世”说的源头与孔子《春秋》的相关度,在研究治史的学脉一致的两大巨匠笔下,诠释便如此相反,怎不使人对它的本义是什么,发生疑问?
再看“经世”一词的由来。《易传》非孔子所作,其中两篇《系辞》同样来历不明乃至具有杂凑性质的说法,迄今也不新鲜。因而上《系》所谓“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云云,第一绝不可能出自孔子的笔或舌,第二似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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