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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世”。
可是我们的史学史研究,经常显示比梁启超更缺乏历史感。梁启超谈“经世致用”,还限定于清学史,并随即用“学术主潮”、“一个支流”等提法,表明概念的时空限定。史学史研究却将梁说扩张到中国史学的全部传统。似乎梁说清代学术主潮,所谓“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以及梁说清代起伏不定的一个支流,所谓“排斥理论提倡实践”,都可挪用来形容全部中国史学史的本土特色或历史理性。休说梁启超论“经世致用”,以为近代起点在于晚明利玛窦、徐光启合作的中西合璧的历算学,已经大悖朱熹否定经世史学等于功利术数的教旨,就说梁启超所指的理论,意为满洲君主肯定的朱熹理学,而所指的实践,也特定为清康熙帝钦定的所谓真道学的躬行践履准则,用其孙乾隆帝的钦定诠释,那准则便是“忠君亲上”。准则的反题,当然是韩愈吟唱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梁启超不承认满清君主的这类准则是一回事,但他称道“经世致用”是清代学术的历史特色,蕴涵的逻辑与历史的矛盾,又是一回事。
谁都知道梁启超曾自称是清末思想界的陈涉。陈涉即陈胜,在秦末首先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点燃了颠复大秦帝国的篝火,但他才称楚王,便立即追步秦始皇,背叛了当初与贫贱农民弟兄“苟富贵,毋相忘”的诺言,很快落到众叛亲离的下场。梁启超在晚年论清学史,自比陈涉,把自己封作晚清学界革命的首倡者,可惜不合历史事实。梁启超对于清末“思想解放”的作用,前不及康有为,后不及章太炎。假如不顾比喻不伦,那末梁启超至多可以譬作汉初以“识时务”著名的叔孙通。当然时代与境遇不同,梁启超没有以“面谀得亲贵”,在民初先拥袁而反袁,先尊师而叛师,乃至章太炎对他盖棺论定,以为当称“再造共和”的功臣。正如他在民初政治中力求用世一样,梁启超晚年无论说传统文化,还是论清代学术,仍然情系“经世致用”。当然他的关注重心越来越由现状移向历史,似乎与戊戌变法时期他策划辑集《皇朝经世文新编》的目标,已有显著区别。然而区别仅止于浮面,由他晚年依然积极促进“联省自治”,希望借此平息源出北洋的各派军阀的混战,共同阻遏广东军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可得确证。只是他和他的派别的这种努力屡遭挫折,反过来也促使他寻找“理想的政治”为什么止于理想的原因。他找来找去,自以为发现了症结所在,便是“政治是国民心理的写照”,积极的表现是为建设理想政治努力,消极的表现就是安习或默认先行政治。“所以研究政治,最要紧的是研究国民心理;要改革政治,根本要改革国民心理。”据他说,国民心理的根核在于历史遗传,而历史遗传“以先代贤哲的学说为最有力”。因而他认定,要改革政治,必须首先“看清楚国民心理的来龙去脉,才能对症发药”。
用不着特别指出,梁启超此说,并非他个人的创见,而是五四时代包括《新青年》若干主将在内的强调“国民性”的改革者的共同心声。梁启超的这一见解,所以值得史学史研究注意,就在于他晚年讲授先秦政治思想也好,讲授中国文化史也好,都围绕“国民心理的来龙去脉”这一主题,以史论为政论,抒发他的“经世致用之学”。
从梁启超晚年论史的种种著作来看,这时他赋予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没有超出中世纪官方史学“鉴往知来”范畴。
所谓鉴往知来,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作者读者的共同情结。它的现代起源,也可理解。
难以理解的,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史论著,提及“经世致用”,便众口一词地称道那是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
难道忠于鉴往的《史记》,不曾被后来统治者斥作“谤书”么?难道志在“资治”的《通鉴》,不曾长期遭受冷遇而被朱熹看作背叛孔子作《春秋》之微言大义的反面典型么?指斥者受指斥,因为从《汉书》、《汉纪》以后,没有一部纪传史或编年史,真正起过预测未来的历史走向的所谓社会作用。
于是又要回到黑格尔《历史哲学》,这部讲义,关于观察历史的三种方法的见解,至今仍是欧美史学界讨论历史研究本质的出发点。既然我们的史学史,讨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无不在于历史的经验,或者历史的教训,那末黑格尔也许仍可作为他山之石。
以下引自《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关于实验的历史即今称实用的历史的表述:
这里必须特别注意那种道德的反省———人们常从历史中希望求得的道德的教训,因为历史家治史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不消说得,贤良方正的实例足以提高人类的心灵,又可以做儿童的道德教材,来灌输善良的品质。但是各民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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