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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回到完全是经学的奴才地位,不待说这并不表明自命道学而憎恶史学的正统论者愿意放弃努力。
朱熹便是显例。他自拟大纲,指使门徒摘抄司马光书内可资明道的段落,编成《资治通鉴纲目》。他晚年索性反对门徒读史,表明他沉湎于孔孟之道宗教化,已使他认定史学只能充当以道学教义淑世的一种手段,“存天理,灭人欲”的一种鉴戒,至于历史本身是怎么回事,毫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应用必须服从价值取向的左右。因而他以论代史,提倡纲举目张,便隔代相传,特别在清初成为君主通过扭曲历史以辩护现状的一大法门。
清修《明史》是世称廿四史的最后一种,却从清顺治二年(1645)设馆编纂,到清乾隆四年(1739)才正式刊行,凡历四帝九十六年,时间之长,没有别的正史可比。但陈守实先生早有考证,其实康熙中叶这部史稿便由万斯同改成,以后全稿被王鸿绪窃取,又稽迟数十年始得面世。事实是清楚的, 背后的曲折更值得深究。关键便在于权力对胜朝史编纂的监控越来越烈。《明史》编修真正的开端,是康熙十八年(1679)诏征“博学鸿儒”。这一特科,修明史乃借口,满洲征服者的真实意向在于牢笼汉族文化精英,将大批学者关进史局,所谓既食周粟,便作不成夷、齐,当然也不再可能再在民间散布思明敌清的言论。 不过接着轮到统治者担忧,唯恐暴露满洲在晚明悖德逆伦、从在明朝边疆闹独立而乘明廷之危以攘夺宗主天下的历史真相,于是便出现康熙帝屡次警告监修大臣必须慎重处理明末最后三朝的历史,也导致投机成性的王鸿绪乘康熙中叶宫廷内哄而向君主隐瞒《明史稿》已成的事实,敢于在康熙末才向朝廷报送已被他窃改的部分书稿,敢于到雍正朝颁布《大义觉迷录》后奏呈剩余史稿。
从康熙晚年大讲“真理学”,到其子雍正“以理杀人”,到其孙乾隆将理学迂儒也列入文字狱打击对象,一切学术都只能按照满洲大君钦定的所谓朱子学的教义“躬行践履”,史学特别是牵涉到征服民族源流的历史研究,难道可成例外吗?《明史》编撰的时间与成稿可信度的巨大反差,只可由此说明。
中世纪的君主独裁体制,到十八世纪雍正、乾隆父子在位时期,可说达到极致。乾隆晚年更是举朝鸦雀无声。但正如稍后龚自珍所形容的,衰世与治世,只在表象相似,紧接而来的,就是乱世。乾隆末季,白莲教等等以迷信为集结纽带的秘密组织已遍布华北民间,并由北向南扩散。各地民间秘密组织的动因与形态极其复杂,多半起于自保社区现状或寄托身心安宁,然而朝廷一律指为邪教而进行镇压。所谓官逼民反,乾隆刚死,其子嘉庆刚通过惩办和以阻遏政权腐化趋势,打着白莲教旗号的造反活动已蔓延到川楚七省。清廷倾力进行武装镇压,但重获安宁没几年,突然在紫禁城爆发的天理教政变,几乎使嘉庆皇帝沦为流亡塞北的废君。
这表明,专制君权的历史进程,犹如登山,费尽曲折爬到顶峰,随即就只好下坡,说不定前路更加崎岖。雍乾间的文字狱,已由打击民间私修晚明史,转向民间借宣传历史鉴戒而恢复朱熹理学原教旨的种种“假道学”言行。岂知历史决不会服从意识形态画定的路线,它或因政治干预而发生位移或变形,但必定坚持走自己的路。由秦始皇死而地分,到清高宗死而权失,中间的先例俯拾即是。
也许正因为中世纪的列朝帝王,无不以自己的观念依据为“经”,而无不以经衡史,于是在学者中激发经史相关度的世代探究。任何学者,只要对历史真有尊重,便只能承认史先于经,而经书的原型正是史书,所谓六经皆史。
相传六经皆史说,出于隋末王通。但《文中子》是伪书,王通的事迹也难征信,因此追本溯源,将晚明王学与六经皆史说传播,说成有因果联系,大约更于史有征。
也许出于对王学的偏见,也许因为与官方理学拉开距离,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十八世纪兴旺起来的清代汉学,通常不对经史关系说三道四。然而不论吴派或者皖派的汉学家,无不通过各自研究传统经典的成果,表明他们无不把所谓圣经贤传,看成历史的产物,看成每种每篇乃至每章每节都有时空连续性的痕迹。就是说他们竞相采用并不断完善的音训考辨之类方法,出发点都是将构成传统信仰系统基石的什么五经四书,当作可以考出发生、转化和定型过程的特种历史材料,没有神圣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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