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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孟、荀诸派儒者也没有明显联系,第三可证“致用”一词初见于文献,便散发着形而下的气味。⒅
令人感兴趣的,更有“经世”与“致用”二词连缀成一个复合术语,始于何时?
恕我寡闻,在中世纪前期的经史论著中间,没有找到“经世致用”四字连用的先例;即如《庄子》所称“经世”一词,也才在晚唐五代的诗文中偶有发现。北宋王安石驳斥反变法者批评他但知“经术”而不识时务,曾说“经术正所以经时务”。于是,熙、丰变法,便以重订“经义”造势,以改革教育塑人,而打着周公原教旨旗号并以急功好利为特色的荆公新学,便凭借专制权力,骤成显学。正所谓权力导致腐败吧,新党很快便成为奔竞权势而不择手段之徒的渊薮,他们的格言是“笑骂由尔,好官我自为之”,他们的策略是包围急于“治世”重现的君主而假新法之名攘除异己,最后连王安石本人也被他们挤出新政舞台了。这是不是王安石新法新学迅速变质的一个理由?姑且存疑。有一点似无可疑,即当时批判乃至否定新法新学的人士,例如司马光、文学家苏轼、经学家程颐等,其实治学论世都与王安石取向接近或类似。比如王安石藐视孔子的《春秋》,司马光《通鉴》也声明效法荀悦《汉纪》,而不取法《春秋》“诛心”。比如程颐,不满汉唐经学而致力于重构经学原教旨系统,特别提倡“尊孟”,更是接过王安石的口号为我所用。可是他们都不认同新学,显然由于恶其党而憎其术。
从程颐到朱熹,完成了中世纪经学形态的重构。道学作为经宋学的主流,与佛、道教义的复杂关系,已有种种讨论,但它渗入中世纪后期史学的过程,仍不能说已经厘清。这里也只说一点,即程朱及其之徒,也说“经世”,却都看重概念中寄托的所谓先圣义理,而讳言“致用”。程颐晚年甚至声称,“道着用,便不是”。朱熹可能接受姻戚吕祖谦影响,中年一度究心史学,编过《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等史著,尽管每种都有“以理论史”的强烈主观色彩,终究可称不废史学的体现。但晚年却一再抨击吕祖谦的史论史著,如说吕著《大事记》背离孔子作《春秋》本意,“恐其所谓经世之意者,未离功利术数之间”云云,进而否定既往史著,蔑称看历史不过看人“相打”而已。梁启超在清末指斥二十四史乃地球上一大“相斫书”,其源盖出于朱熹语录。
然而正是梁启超,在五四以后,论说由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又赞颂“经世致用之学”,将它描绘成贯穿这三个世纪的思想学说的一根主线。照他的说法,晚明入华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与本土的士大夫徐光启等,共同促使“欧洲历算之输入”,“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造成学界空气变换,因而此后的清代学者,“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到利、徐诸人影响不少”。梁启超的这一见解,晚清的洋务学者和在华外人都曾说过,并不新鲜。新鲜的是他把清学史上的历史观、价值观及治学方法往往大异其趣的学者学派,都串在中外难辨的“知识线上”。然而,对于明末陈子龙、清初陆耀到晚清的贺长龄、魏源,以及清末竞相上市的那一大批“经世文编”,不断以集合方式体现的“经世致用”的实践思潮及其与时俱变的形态差异,梁启超与同时代的钱穆,以及后来的清学史研究,多半置于视野之外,偶有论及,也限于书目提要式的皮相考察。
正因如此,五四以后的中国思想学说史研究,包括史学史研究在内,说到“经世致用”,空泛的褒扬与模糊的界定,常常形成明显的反差。比如说它表征传统史学重视教化作用,或者表征中国历史理性特重实践,但那真是中国史学独有的特色么?前引黑格尔说法可作否定的回答。问题更在于概念的界定。毋庸置疑,中世纪到近代的中国史学,尤其是所谓正统史学,越来越偏好将历史当作鉴别时政、预测未来的镜子。关于史学具有“鉴往知来”的特异功能的认知,得到中世纪若干“圣君”的肯定,越发走红。唐太宗、宋神宗、明太祖、清圣祖,无不留下亲自干预或者关注“以史为鉴”的记录。甚至到辛亥革命以后,那个紧握军权而跻身民国总统高位的袁世凯,虽是不学的草包,却深谙“国灭史存”乃传世统治术的诀窍,甫即位就开“国史馆”,又开“清史馆”,牢笼逊清学者名士,免得此辈在外指手划脚地讥弹时政。效应呢?自唐初到民初,由“正史”可证,还只可套用古语,说是“殷鉴不远,在夏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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