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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的命运,它们的利益、情况和纠纷复杂,却又当别论了。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从这一点来看,法国大革命期间,人们时常称道希腊罗马的前例,真是浅薄无聊极了。
列宁《哲学笔记》曾摘抄黑格尔的这段论述,且在旁注赞赏“聪明极了”。不消说,假如同意列宁这个赞语,那就对任何自称马列主义却又力倡史学“资治”者,煽了一记耳光。我不以为黑格尔论史学符合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却以为反思近代中国史学是否以“经世致用”为主流取向,前引黑格尔的这段话足资参照。“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谁若反其道而论之,岂非恰好证明缺乏列宁肯定的“聪明”?
我赞成黑格尔对于实验的或实用的反思历史学的批判。因为对照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几乎没有一种的出发点和归宿,超出“经世致用”的陈腐说教之外。
三 关于史学史结构
如所周知,梁启超晚年首倡中国史学应该“独自做史”,并且设计了“做”史学史的四部曲,包括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
那以后,便出现了“以梁氏之条目”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的首出专著。迄今近七十年,在这门学科史的领域里,论著日增,但对史学的诠释,对史学史的编纂思路,有没有从根本上超越梁启超呢?似乎不见得。
不能说梁启超设想的史学史结构没有道理。一如他的老师康有为,梁启超也很爱讲“学术源流”。他晚年提倡研究中国学术史,就说史学史应该成为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有人说他晚年已经变成“新传统主义者”。可是他改变的主要方面,是对传统学术文化的价值判断,而对中国历史过程的基本认知,便没有大变。
比如说对中国“旧史学”的看法。从前梁启超曾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判断它属于“劣败”一边。晚年梁启超却改信东方精神文明高于西方物质文明的欧洲某些哲人的说法,判断重历史就是中国文明“优胜”的表征。怎么见得他的基本认知没变?因为梁启超没有放弃过人类社会总是由低向高“进化”的信念,并始终认为史学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
很难厘清梁启超的认知来源。他学问混杂。就像他宣称史学史应归入学术史,而学术史则是文化专史的组成部分,似乎在复述培根关于学问分类的见解;但他认为不断进步是历史的主线,又似乎取自费希特;他强调史学的最终任务在于寻找导致人群进化的公理公例,又明显受到严复介绍的孟德斯鸠《法意》的影响。同时也不能排除他在各个时期的师友乃至论敌,也对他的史学见解,起过不同作用。
也许因为认知来源之杂,反而呈现做学问可以兼收并蓄的色彩,因而梁启超设想的史学史的结构,给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行陈述,留下了可供回旋的较大空间。自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金毓黻、魏应麒、李宗侗等,相继按照梁启超的方案写出《中国史学史》以后,作者踵出,也包括若干新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在内,陈述重点或价值尺度虽有差异,但总的架构却很难说都已跳出梁启超的窠臼。
不妨引用黑格尔所述“观察历史的方法”进行比照。黑格尔曾将历史分作三种:本源史、反思史和哲学史。其中反思史,或“反省的历史”,又被黑格尔分作四类:普遍的历史即通史,实验的历史即致用史,批评的历史即批判史,以及艺术、法律、宗教等等专门史。按照我们的积习,“对号入座”,那就只能将史学史归入反思史的第三类,即批判史。
关于这一类反思史,据黑格尔说,它正是他在柏林大学讲授《历史哲学》的十八世纪初叶德国通行的治史方法:“它并不是我们这里所提出的历史的本身,而是一种历史的历史。它是对于各种历史记述的一种批判,和对于它们的真实性、可靠性的一种检查。它在事实上和旨趣上的特质,在于著史的人锐利的眼光,他能从史料的字里行间寻出一些记载里没有的东西来。”
这里说的,不正是我们称作史学史的那种历史么?末句关于“特质”的指陈,也立即使我们记起从康有为到顾颉刚“疑古”的眼光。
可惜黑格尔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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