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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陈私见。
一 关于经史关系
谁都知道,中国的传统史学,由经史不分,而自成一部,而著作数量压倒经部,以至反过来宣称“六经皆史”,那是一个长而又长的历史进程。
中国很早就有“史”。即使不谈遥远的神话传说保存的先民记忆,单看近代的考古学提供的物化文献,便可证至迟在公元前二千纪,先进于文明的殷商王国,就有了称作“史”的职业分工。上个世纪初王国维曾著《释史》⑧。那以后中国的古史学者,运用王国维完善的所谓二重证据法,从文物与文献互证的角度,不断证明商周时代,“史”是诸王国不可或缺的高级专家。因为他们负责保存历史档案,熟悉列朝列王祖先和部族神的过去,也记载在位君主贵族的言行,并且通过家族世袭而形成具有垄断性的专长。
相形之下,“经”的名目,远晚于“史”。孔子曾说“吾犹及史之阙文”⑨。他指的史,无疑是职掌文字档案的专家。孟轲曾说孔子作《春秋》,“其文则史”⑽,那涵义只可释作《春秋》的编纂形式,与同时代列国“史”的文字表述方式一脉相承。因而,自汉至清,经学家们争论了两千年的一个问题: “经”是孔子生前死后一切重要典籍的泛称呢,还是归于孔子名下的六种或五种著作的专称?都只涉及秦焚书后重新流传的古籍作者与性质。即使单看典籍而不问职守,“经”也至多可称上古史官的某种记录遗存。⑾
中国史学史研究,大可不必理会六经或五经是孔子之“作”还是“述”的古老争论,却不可不正视这样一段历史公案,那就是中国进入中世纪,作为某几种古史化身的“经”,特别是《尚书》和《春秋》,怎么反而迫使史学成为它的附庸?
《汉书·艺文志》便是显例。此篇是今存最早的古典文献的目录提要。它的原型,是公元前夜刘歆写定的《七略》。⑿
作为刘邦幼弟楚元王的后裔,刘歆和其父刘向,都是西汉宗室内罕有的学者。楚元王是荀况的再传弟子,对于《鲁诗》和《春秋谷梁传》的传授都有贡献。汉武帝初期田尝试独尊儒术,就曾借重楚元王重文的令名。楚元王的子孙多纨绔,但五传至刘向,却复兴祖学,并受命整理改编宫廷藏书。刘歆子传父业,对积累二百年的宫廷藏书,系统清理,分门别目,取长补短,撰写提要,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续成《七略》,由此留下中国早期文明史的一部完整的文献历史记录。清末章太炎盛称其功不在孔子之下,当非过誉。
刘歆最大的贡献或者错误,就是在宫廷藏书中发现了《左传》。他对这部编年史,如此着迷,以至令家中婢仆熟读的同时,还违拗其父刘向的意旨,要求朝廷立于学官,作为可与《公羊》《谷梁》并列的“春秋传”。他的企图得到怎样的失败,史有明征。有一点需要指出,那就是刘歆揭露西汉帝国末日学界黑幕的致太常博士的公开信,与后来的僭主王莽无关,因而钱穆指出顾颉刚们论此事背离史实,是有根据的。
这里需要说到刘歆的先辈司马迁。
司马迁继承父职,担任西汉帝国的太史令,很快主持完成了修“宪”即改历大业,证明他确有出色的科学事业组织能力。但司马迁也与司马谈一样,在立志恢复早已中断的“史”的世业,即记述“天下之史文”的同时,忘记了孔子关于君子思不出位的遗训。就是说,他虽位居太史令,但在“儒术独尊”以后,古代史官曾经世代拥有的历史记述权,已经被君主信用的经学家,特别是董仲舒、公孙弘为核心的所谓《春秋》公羊学派夺去了。
因此,司马迁主持制订《太初历》成功,随即履行司马谈遗训,着手撰写通观古今历史的著作,就立即招来君主代言人的指斥,说他竟敢自比作《春秋》的孔子。那时董仲舒一派经学家,不仅把《春秋》说成孔子接受天启为汉朝预制的一部“宪法”,还成功地垄断了它的解释权。这里不拟重述在汉景帝时代刚出现文本的《春秋公羊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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