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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学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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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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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族手里，所以那个时代是贵族时代。在孔子以后的书籍，后世称为子书，那时的学术已经转移到平民阶级手中，称为平民学时代。平民学者中最先兴起的是儒墨两家，尤其孔子是将古代的贵族学传播到平民社会的第一人。他自己是一个古代没落贵族子弟，因此，能习得当时存在的贵族的一切礼和艺，同时又能把它们重新组织，提供一个新的理论依据。古代典籍与思想流传到孔子手里，都发挥出一番新精神，即“平民阶级之觉醒”。这种精神就是子学精神，也是孔子及儒家的精神。这是钱穆把诸子作为一个整体并置于春秋历史巨变中加以考察所得出的结论。
关于诸子师友学术流变，钱先生认为，谈诸子学渊源与流变不应局限于刘歆所说的“九流之目”。他指出：“今考诸子师授渊源，以及诸家所称引，则其间多有出入，可以相通，固不能拘泥于九流六家之别”。(1)
这是从总体上把握诸子师授渊源。经过深入研究，旁证博引，钱穆指出：儒墨相通；法家与兵家均源于儒家，彼此相通；法家、兵家与农家相通；农家与墨家相通；墨家与名家、小说家相通；墨家、小说家又与道家相通；道家与法家相通；农家、墨家与儒家相通；阴阳家与儒家相通；法家、儒家、道家也相通。钱先生批评了《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出于王官论”，指出：“遑论所谓某家者流，出于某官之说哉？故谓王官之学衰而诸子兴可也，谓诸子之学一一出王官则不可也。”(2)钱先生在考证诸子师授渊源时，不是平铺开来简单论述，而是以儒墨两家为轴心疏理诸子。他认为诸子百家大体说来不归于儒就归于墨。属于儒家系统的有法家，属于墨家系统的有农家、道家等。他们之间的渊源与流变形成了一个对立统一的动态过程。如第一期诸子是孔子与墨子对立统一，其焦点是“礼”，即究竟怎样使贵族生活趋于合理，反映春秋后期贵族还没有被全部消灭的社会状况。第二期诸子是孟子与陈仲、许行、庄子、惠施的对立统一，其焦点是“仕”，即士自身对贵族究竟应抱什么态度和“何以自处”的问题。此时是战国中期贵族逐渐灭亡的社会状况。第三期诸子是荀子、韩非与老子的对立统一，其焦点是“治”，即如何使士阶层的气焰消沉下来，使社会动荡平静下来，这是战国后期统治者在思想上统一天下的一种反映。在这里，钱先生与胡适（主张老子长于孔子）和粱启超、冯友兰（主张老子在孔子之后、庄子之前）不同，他把《老子》看作是战国中晚期的作品。总之，儒墨两大系统所表现的三期诸子对立统一的主题变化，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生活发展同步进行的。
关于先秦诸子之统一。与有的学者从静态出发探讨诸子统一，并认为这种统一完成于先秦不同，钱先生以史家眼光从动态把握诸子统一，认为诸子统一虽开始于先秦，但完成在秦汉之际，表现为一个曲折的过程。先秦法家曾试图统一诸子，但秦朝的灭亡证明法家不能担当此任。秦汉之际为了适应政治趋向于大一统的需要，思想上必然走向统一。钱先生考察了当时试图从思想上统一诸子的三种模式：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杂家统一，由于杂家没有吸收融和诸家的力量，而是在诸家中搞折衷，因此是不成功的。以《淮南子》为代表的道家统一，由于道家往往追随儒家之后加以指摘与纠正，多半属批评性而不是建设性，也是不成功的。以《易传》、《中庸》等为代表的新儒家统一，由于能吸取道墨诸家，并把它们融化在儒家中，成为一个新系统，因此是成功的。总之，在钱先生看来，儒家既是结束先秦王官学开启诸子平民学的宗主，又是终结平民学开启两汉经学的学派。
众所周知，诸子学，在清代经学家看来，不过是经学的附庸。到了清末民初，经学走向绝路，诸子学才脱颖而出。王先谦、孙诒让、章太炎、梁启超对子学的提倡，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未能沟通诸子。继此之后，能通贯诸子，并以史学观点研治诸子学的，当首推钱先生。也就是说，钱先生开启了通贯诸子学研究之先河。这正是他研究诸子学诸成果的价值之所在。
钱先生治经学同治诸子学一样，从史学立场出发，贯通经学，破除门户之见。
关于经学的渊源与发展，钱先生指出：“中国经学应自儒家兴起后才开始。”(3)但经学的渊源则在儒家产生以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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