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钱穆学述 |
 |
时间：2009-7-24 13:57:58 来源：不详
|
|
|
，大概要追溯到春秋以前的几部儒家经书上，这几部经书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也是经学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他不同意今文家所说的孔子作“六经”的观点，认为“孔子以前未尝有《六经》，孔子也未尝造《六经》。”(4)钱氏用大量史实证明孔子与“六经”无涉，明称“六经”见于《庄子》，后成于王莽。总之，“六经”称谓均汉代经学家所为。这里把后世称为经的儒家典籍与经的称呼区分开来，还孔子与“六经”的真实面貌。钱先生还考察了经学的发展历程，认为两汉经学，其精神偏重在政治。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经学为义疏之学，十三经注疏完成在这一时期。宋元明时期的经学，主要是四书代替五经，开启经学新时代。清代经学为考据之学，是经学的终结。
钱先生揭示了经学的精神及其方法，他把经学的基本精神归结为：㈠、以人文主义精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及其意义；㈡、注重历史精神，“六经皆史”说明经书本身都是史书，经学与史学一致；㈢、天人合一精神，此人文精神不反对自然和宗教，相反总是融摄宗教，并使人文措施与自然规律相融和；㈣、融合精神，经学本身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融合在一起；㈤、通经致用及重视教育的精神。他把经学精神与中国文化精神结合起来。他还提出一套考据、义理、辞章三者相结合的治经方法，强调治经应把这三者结合起来。
钱穆先生治经学最大的贡献在于打破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清末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主张一切古经为西汉刘歆伪造，只有今文经学才算是经书，今文经均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康氏的目的是想托古改制，在政治上有积极意义，使清代经学转移到经世致用上来。担民国初年，怀疑古文经之风酿成一股疑古辨伪思潮，这不仅造成争门户，而且对经书乃至先秦古籍产生怀疑，有损于中国文化的正常发展。钱穆先生正是这种条件下辟古文经和今文经门户之见的。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大体根据《汉书．儒林传》的史实，考察西汉宣帝石渠阁奏议至东汉章帝白虎观议五经异同120年间的诸博士意见分歧，考证当时经师论学的焦点所在，驳斥康有为所谓刘歆伪造经书的诸多不通之处，认定绝对不存在刘歆以五个月时间编造诸经以欺骗其父，并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之理，也没有造经是为王莽篡权服务之说。这样不仅洗刷了刘歆造伪经的不白之冤，同时也平息了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
钱穆先生所以在经学研究上有建树，“则端在撤藩篱而破壁垒，凡诸门户，通为一家。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自春秋以下，历战国，经秦迄汉，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5)钱氏以史学打通经学，把人们从已经僵化的经学中解放出来，开启了经学研究的新风气。
二、钱穆的宋学与清学研究
清代汉学家们尊汉反宋，主要理由是汉代与宋代相比，更接近古代，体现孔孟儒家大传统。与此相反，钱先生非常推崇宋明理学，认为与汉儒相比，宋明儒更接近于先秦儒。因为董仲舒“独尊儒术”，使先秦平民儒变为王官儒，把儒学经学化、神秘化，失去了儒家真精神，而宋明儒是平民儒，无论在师道、学术，还是在政事方面大有返回先秦儒的风格。他指出宋明儒的最大贡献：“乃由佛转回儒，此乃宋明儒真血脉。”(6)也就是说,正如先秦儒最后融合诸子百家,扩大儒学一样,宋明儒的最大贡献在于以儒家为主干融合佛老,形成一代新儒学。
贯通理学，揭示理学发展轨迹。谈及宋学，便会使人想起理学，但在钱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