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钱穆学述 |
 |
时间：2009-7-24 13:57:58 来源：不详
|
|
|
，是民族共同体的共同信仰与灵魂，是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的动力与源头活水。钱先生把中国民族精神的内涵归结为：㈠、人文精神，包括：人文化成、天下一家，人为本位、道德中心，天人合一、性道一体，心与理一、用由体来。㈡、融和精神，包括：民族融和，文化融和，国民性格－－和合性。㈢、历史精神，包括：历史是各别自我的，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意识，温情与敬意的心态等等。(13)总之，民族精神、历史精神、文化精神是一致的。
“五四”以来，我国学者围绕着中国文化的新旧递嬗展开了论战，涉及文化学领域。钱先生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学系统。他指出：“文化学是研究人生意义的一种学问。自然界有事物，而可以无意义。进入人文界，则一切事物，必有意义之存在。每一事物之意义，即在其与另一事物之内在的交互相联处，即在其互相关系处。……因此我们也可说，文化学是研究人生价值的一种学问。价值便决定在其意义上。愈富于可大可久的意义者，则其价值愈高。反之则愈低。于是我们暂可得一结论，文化学是就人类生活之具有传统性、综合性的整一全体，而研究其内在的意义与价值的一种学问。”(14)这是从文化与大群人生的密切联系出发界定文化学的。由此可知，钱先生的文化学是人文主义的文化学，这种文化学强调研究的重心是文化系统的价值与意义，尤其是大群人生与历史文化传统的多方面开拓与长期发展的价值与意义。本此，他对文化定义、结构进行界定，指出：“文化只是人生，只是人类的生活。”(15)他根据三类人生，即物质的人生、社会的人生、精神的人生，把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三种文化也反映了人文演进的三个时期。他指出，经济、政治、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是组成文化结构的七要素。钱氏特别突出道德与艺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他的文化学始终贯穿着以人为中心的意图，是人文化成的文化学。他还提出了一套研究文化问题应具有的健康心态、观点与方法，包括：从历史与哲学相结合的角度研究文化；研究文化必须善于辨别异同；讨论文化必须从大处着眼，不可单看其细节；讨论文化要自其汇通处看，不应专就其分别处看；讨论文化也应懂得从远处看，不可专自近处看；讨论文化也应自其优点与长处看，不当只从其劣点与短处看等等。这是钱先生针对数十年来文化研究的偏颇而提出的。
中西文化比较是钱先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的不同出发，把世界文化分为游牧文化、商业文化和农耕文化，又指出实质上只有游牧与商业文化和农耕文化两种类型。在他看来，西方文化属于商业文化，中国文化属于农耕文化。商业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不同，实质上就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不同。具体表现为：㈠、安足静定与富强动进的不同。中国农耕文化是自给自足，而西方商业文化需要向外推拓，要吸收外来营养维持自己。农耕文化是安稳的、保守的，商业文化是变动的、进取的。前者是趋向于安足性的文化，是足而不富，安而不强。后者是趋向于富强性的文化，是富而不足，强而不安。㈡、内倾型和外倾型的不同。农业文化起于内在的自足，故常内倾，商业文化起于内不足，故常外倾。“内倾型文化常看世界是内外协一，因其内自足，而误认为外亦自足”；外倾型文化“常看世界成为内外两敌对。因其向外依存，故必向外征服。”(16)㈢、和合性与分别性的不同。中国文化重视“和合性”，和内外，和物我；西方人则强调“分别”，分内外，别物我。
在文化比较中，钱先生只强调两种文化的不同，并没有简单判定优劣高下。他指出：“我们讲文化没有一个纯理论的是非。东方人的性格与生活，和西方人的有不同。……没有一个纯理论的是非，来判定他们谁对谁不对。只能说我们东方人比较喜欢这样，西方人比较喜欢那样。”“我们今天以后的世界是要走上民族解放，各从所好的路。你从你所好，我从我所好，并不主张文化一元论，并不主张在西方、东方、印度、阿拉伯各种文化内任择其一，奉为全世界人类做为唯一标准的共同文化。我想今天不是这个世界了，而是要各从所好。”“在理论上，我很难讲中国文化高过了西方文化。也可以说，西方文化未必高过了中国文化。因为两种文化在本质上不同……将来的世界要成一个大的世界，有中国人，有印度人，有阿拉伯人，有欧洲人，有非洲人……各从所好。各个文化发展，而能不相冲突，又能调和凝结。我想我们最先应该做到这一步。我不反对西方，但亦不主张一切追随西方。我对文化的观点是如此。”(17)上引钱先生反对西方文化一元论和中国文化一元论的观点，并不意味着钱先生主张文化相对主义。他针对“西方中心论”提出相容互尊、多元共处，反对绝对主义的价值评价。钱先生不是为比较而比较，他的文化比较，是着眼于世界文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