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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学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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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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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学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11)这种观点揭示了清代学术与宋明学术之间的渊源关系。不仅生活在清初的明末遗老，就是乾嘉时期的汉学也多少与宋明学术相关。从思想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看，钱先生主张宋明学术在清代仍有延续性的观点是合理的。因为不但前一时期的思想不可能在后一时期突然消失无踪，而且后一时期的新思想也必然在前一时期中孕育，并能从中找到它的萌芽。经钱先生考证即使是清儒的博雅考订之学，也能在宋明学术中找到其思想和方法论之渊源。
钱先生考察了清代学术思想发展的过程，以及在不同阶段所呈现的不同特点。清初，明末遗老虽然身处乱世之秋，上承宋明遗绪，在经史子集、政事治平等方面都做出一定贡献，开辟清初学术思想上的一片新天地。但是由于清代统治者的高压，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愈演愈烈，使得一辈学人不愿涉足于政治领域，转头躲向故纸堆中，去从事一些经学上的考据、训诂、校勘工夫。他们虽然自称汉学，在钱先生看来，其实他们并不了解汉学，汉学家们虽然在整理和编纂古籍方面有所贡献，但没有体现汉代经学的通经致用精神，同时造成经学内部的门户之争。这种门户之争到了晚清越来越激烈，先是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后是今文经内部之争，使经学走上末路。正在这个时期，一直作为经学附庸的诸子学兴起，才开始了清末民初学术思想上的新气象。
众所周知，通儒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但一个时代总有少数人被推尊为通儒。凡是称得上通儒的都是能破门户之见的学人。钱先生本人就是20世纪国学界的一位通儒，经史子集无不涉猎，而且各有深入。他最初从文学入手，然后治集部，后转入理学，再从理学反溯至经学、子学，然后顺理成章进入清代考据学。清代经学专尚考据，所谓从训诂明义理，以孔孟还之孔孟，其实是经学的史学化。所以钱先生的最后归属在史学。在解决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先秦诸子师友渊源与流变统一，宋明理学与清代学术关系等一些学术问题时，他都依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子学、理学、清学显真是。就是说，他无论研究经学、子学、理学，还是清学，均站在史学立场。史学立场为他提供了一个超越观点，使他贯通诸学，博采众长，以平等心观照中国学术史，作出许多创造性的贡献。
三、钱穆的文化思想
钱先生所有研究都环绕着一个中心而展开，这个中心就是中国文化问题。他对中国文化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钱先生从历史出发揭示中国民族文化的风貌、特殊性格和人文精神。在他看来，历史、民族、文化有三个名词，实质为一。民族并不是自然存在，自然只是生育人类，而不能生育民族。他指出：“民族精神，乃是自然与文化意识融合而始有的一种精神，这始是文化精神，也即是历史精神。只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才能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最伟大的中国民族来。若这一个民族的文化消灭了，这个民族便不可能再存在。”(12)足见一国家的基础建立在其民族与其传统文化上。文化是人类群体生活之总称，文化的主体即民族。民族的生命不是自然物质生命而是文化的生命，历史的生命，精神的生命。民族精神是族类生活的灵魂和核心。没有这一灵魂，就没有族类的存在，而民族的精神乃是通过历史、文化展开出来。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就是使中华民族五千年一以贯之、长久不衰的精神，是民族生活和民族意识的中心，并贯穿、渗透、表现在不同的文化领域中。就是说，中华民族精神是建立在民族文化的各领域之上，是在民族文化长期熏陶、教化、培育中形成的，具有深刻内在特点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是民族的性格与风貌，是民族文化的本质体现，是民族意识的精华，是整个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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