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十五年的反思里，陈独秀不断逐步否定前一阶段所接受的斯大林式布尔什维主义，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把《新青年》时期的启蒙思想提升到新的高度，为寻求中国现代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作出了可贵的思想贡献，从理论上和宏观上解决了建设何种政治经济制度的世纪难题。

三

　　抗战初期，陈独秀作了一系列文章和讲演：〈民族野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我们为甚么而战？〉、〈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地论证了中国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命题。他用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作用来解释现代国家和国民精神的盛衰强弱，提出中国二千年来停滞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新观点，「虽然多次治乱循环，多次更换王朝，而统治权终于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和商业上面，在朝在野扮演重要脚色的，也终于是一班代表农民和商人的无知而又无耻的士大夫群，能产生孔、孟、老、庄、宋儒，发挥佛教等礼让退婴学说的，还算是其中优秀份子，……在这样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基础上，也只能产生我们固有的武器，固有的道德与文化，即所谓东方文化与精神文明。」10他深知资本主义制度含有缺点与罪恶，但根据中国社会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状态的比较分析，确认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的余地，在内部经济政治不成熟和外部影响尚在等待的条件下，不可能跳过资本主义而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多次引用列宁的话：「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加上一句：「在中国更是如此！」11他相信「社会主义对于生产力之增高和人类幸福，都好过资本主义」，但在具体研究了几个世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历史之后，认识到「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又在深入研究了苏俄社会的阶级关系之后，指出「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因此，中国要进步，要发展民族工业，决不能学俄国的民粹派和中学为体的洋务派，也「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到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发展工业，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12坚持真正的唯物史观，使陈独秀不仅得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的结论，并且更彻底地认为13：

战争与革命，只有在趋向进步的国家，是生产力发达的结果，又转而造成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若在衰退的国家，则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堕落──夸诞、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军事独裁化。

这些远见卓识，也已为二十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所确证，不只对中国，而且对所有不发达国家都有重大意义。在经历鲁迅所预言的「中国式之乱」后，中国终于重新肯定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比陈独秀晚了半个世纪。

四

　　陈独秀对民主与专政问题的反思开始最早，时间最长，文字最多，思想最深刻最前卫。这是一个逐步接近真理的认识过程。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从亲身经历体验了官僚主义领导集团在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名义下扼杀党内民主的灾难性后果，从1929年起奋起批判反民主的官僚集权制，指出14：

德谟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得多数意见之一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在官僚集权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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