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的组织路线「以委派制度与绝对的命令主义消灭了党内德谟克拉西」，以所谓「铁的纪律」等借口为武器，「箝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变布尔什维克热烈争辩的精神为官僚的盲目服从，从支部到国际活像君主专制之下从地保到皇帝一样，只许说一声『是』，否则马上便有不测之祸，因此所有党员都不敢说一句心中所想说的话。」15他引用列宁的话来证明党内民主的重要，也仍然以列宁的话来批判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说：「民主主义不是超阶级的，一般所称为民主主义的，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这一民主主义本来是资产阶级从前用做反抗封建贵族以及欺骗劳动阶级之工具。」他又根据托洛茨基的观点，指出无产阶级力争「国民会议」民主化的斗争，只是「借用资产阶级这一有锋芒的工具（民主主义），来对付资产阶级」，「我们应该尽量利用民主政制来促进民主政制之死亡，而不应该歌颂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我们是要利用民主口号与运动来辅助我们夺取政权的根本目的。民主政制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才是我们的「前途」16。他同时认为，实现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合一化的苏维埃政制，「是民主主义在历史上发展到今天的最新最高阶段，也是一切政制在历史上发展到今天的最高最后形式。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共产主义者，本是最忠诚最彻底的民主主义者。」17

　　在托派活动期间，陈独秀围绕着「经过国民会议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同中国托派中反对国民会议的极左派主张辩论，但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思想突破。突破是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实现的。他在狱中继续研究国际政治和中苏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斯大林主义，关键就是民主问题。同狱内外托派成员的争论，实际上也是在清理和否定自己前一阶段的某些错误。他更加强调民主运动民主口号关联中国无产阶级命运，「它不仅是某一时期的策略，而是中国革命的骨干，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警告说，「对于民主主义斗争估价过低，会成为无产阶级之致命伤」18。他对《新青年》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作了更新的解释，赋予了更深刻更崇高的意义。当时在狱中照看他的托派成员濮德治回忆，陈独秀认为今天大讲民主科学，并未过时，反而更加需要。没有民主，就没有进步，也没有革命，没有科学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国，有民主才能有科学，有科学才能保民主，二者缺一不可，少一点也是不行的。陈讲了他对人类社会民主历史的研究，「我认为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极则，无论资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鄙视它，厌弃它，把它当做可有可无，或说它是过时的东西，在东方落后国家，长期受封建制度束缚，没有民主的气息和习惯，更应把它当做战斗的目标而奋斗。」陈说「从马克思到列宁都没有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分裂开来」，「他们多次教导，从资产阶级形式民主，到无产阶级实质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批评托派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相当片面，相当机械而且幼稚」，「你们总是把专政这个名词奉为神灵，而把民主视为妖魔，岂不怪哉。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吗？此无它，贱视民主之过也。」「总之我认为民主与科学是人类长期的要求，决非权宜之计，临渴凿井的对策。如果用公式表达，就是原始社会里，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是两大支柱。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推倒和埋葬了这两大支柱。资本主义社会，发掘了民主，发展了科学，人类大踏步前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与科学无限发展，走向人类大同。」陈独秀认为，他把民主与科学提到贯穿历史的高度，并未违反阶级分析的原则，「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就是最好的阶级立场。成天大叫无产阶级万岁的人，未见得有利益于大多数人民，也未见得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苏联就是把人造成一个模型，不容有别的样式，还自诩为马列主义。马列地下有知，想会慨叹呜呼的。」19濮的回忆文字会有出入，但基本传达了陈的思想。他在狱中写过一篇〈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作为反思民主问题的理论成果，发表在托派机关报《火花》，指出：

人们对于民主主义，自来有不少的误解。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人类社会，自有政治的组织及其消灭，在此过程中，民主主义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形成各阶级的内容与形态。……所以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

他改变了以前认为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的看法，肯定「我们采用民主主义的政纲与口号，是目的，并不是手段」20。出狱前他还写了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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