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监狱中得知了鲁迅这封信，反应之强烈是情理之中的。据托派成员王凡西回忆，陈「大发脾气，问我们为甚么会对鲁迅发生幻想。他认为，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33但在鲁迅逝世周年之际，他写了一篇短文〈我对于鲁迅之认识〉，非常冷静和公正地评价了鲁迅，肯定《新青年》时期的周氏兄弟「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所以作品「特别有价值」，陈对鲁迅与政党的关系极具洞察力：

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

他还「真实的鲁迅」以「人」的本来面目：「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最后，针对当前现实，颇有共鸣地指出：鲁迅对抗日联合战线政策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在这一点，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34

　　「独立思想的精神」，也就是反专制的精神，正是陈鲁二人最基本的共同点。陈独秀对托派的态度也最能体现这种精神。他在得到托派各种重要文件，特别是知道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是坚决的反斯大林、布哈林的机会主义政策」后，「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35，于是毅然决然转向托派，并担任中国托派组织领导人，一面开展「国民会议」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权，一面宣传托氏的「不断革命论」，反对斯大林主义。他跟托派成员不停地争论，经过艰苦的长期的狱中反思，终于在出狱后和托派断绝了组织联系，表示愿意和中共合作，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努力宣传抗战。他向托派成员郑重宣告36：

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进一步的反思，使他彻底认清了「托派（国外以至国内）先生们的荒谬见解」，「在本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37他致信托洛茨基，断言中国托派「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份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38其实托洛茨基就是陈独秀所批判的极左派，所以，这封信也是向托氏宣布他和托派在思想上的决裂。把陈独秀致托氏的信和鲁迅答托派的信加以比较也很有意思，同是对托派的否定和批判，陈以大量事实为依据，进行理论的分析，得出科学的评价，鲁以斯大林的谎言为依据，进行主观的推测，得出荒诞的结论：两人反托派的反法竟完全相反。

　　陈独秀晚年在极端困难的生存条件下，用提纲式短文写出〈我的根本意见〉，「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斯基都包含在内）之价值」，这也是他反省自己革命一生的经历与功过的理论总结，是他留给后人的政治遗言。这种价值重估是「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事变发展」，「根据苏俄二十余年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他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保持着理性的批判态度，既不迷信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道家等传统经典，也不迷信形形色色的洋权威洋教条，他是彻底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如胡适所言是「终身的反对派」39。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经验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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