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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而言，是一个难耐的时段。鲁迅对此的体验是非常 深切的。他说：“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 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年至1922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 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注：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良友图书 公司1935年版。)《新青年》等报刊曾是知识分子放飞精神的居所，但社会演进所产生 的引力使得它的同人朝着各自设定的方向行进，由此《新青年》也随之解体。孙伏园主 持的《晨报副刊》对失去话语园地的文化人具有一种补偿功能，但孙伏园的突然辞职， 使得这一种补偿被搁置。这一事件在鲁迅这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这不 仅因为事关自己，自有一种歉意，而且更在于丢失了话语载体而致一种落寞。这种看似 寻常的事件，却在当事人与相关人心中造成了深度的震荡。“这在2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 ，是件大事”(注：孙伏园：《京副一周年》，《京报副刊》合订本第13册。)。由此可 见，话语阵地的构筑对于作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了。
正因为这样，鲁迅、周作人他们在孙伏园辞职不久，就立即支持他创办新的刊物。鲁 迅表示“愿意竭力‘呐喊’”，周作人、钱玄同等直接参与了《语丝》的筹办，孙伏园 、李小峰、川岛则“夹着《语丝》沿街叫卖”。他们的这种热情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 自办”刊物的看重。因为言说自由本是现代作家的一种宿愿。孙伏园的辞职与其说是一 种遗憾，倒不如说是为作家走向独立的主体创造了一种机遇。“在孙伏园辞去《晨报副 刊》的编辑以后，有几个常向副刊投稿的人，为便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受控制，以为不 如自己来办一个刊物，想说啥就说啥。于是由伏园和几个熟朋友联系，……决定出一个 周刊，大家写稿，印刷费由鲁迅先生”与参与者分担(注：川岛：《说说＜语丝＞》，见 《和鲁迅相处的日子》，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就这样，一个将对现代散文史 产生重要影响的刊物应运而生了。
二
《语丝》的创刊及其存在，表征着现代散文开始走向一个自觉的时代。《新青年》前 期新文学运动的贡献更多地在于对旧文学的破坏；充分显示新文学实绩的，则在1920年 以后，整体上的新文学建设由此发端。从语言工具而言，白话的运用已为大家普遍接受 ，报刊相继都改用了白话文。白话文学不仅在数量上相当可观，而且质的提升也明显可 见。“1921年以后的新文学作品，已脱出文学革命时期的粗造滥制，幼稚芜杂，量的扩 展已达到饱和，开始致力于质的提高。可以说是顺利成长的时期”(注：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上)，香港昭明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2页。)。单就散文一体视之， 这个时期现代的文体意识渐次生成。《语丝》时代，散文体的意识不再仅是少数“先觉 者”所具有，而为一定的群体所觉悟体认。这不是我们的一种臆想，而由“语丝”派对 “体”的讨论的史实而昭示的。“语丝社同仁对‘语丝体’展开了讨论，这是在20世纪 里散文批评家第一次自觉地、有意识、有目的地围绕现代散文的‘体’所进行的批评活 动”。“对‘语丝体’散文的评论，表明了散文批评家的‘体’意识强化和对散文的尊 重……‘语丝体’散文的讨论标志着中国现代散文批评也进入了自觉时代”(注：范培 松：《中国散文批评史》，第22页。)。范培松先生的这种判定揭示了史实所蕴有的史 意。需要指出的是参与“语丝体”讨论的散文批评家，并不是局外的研究者，而是“语 丝体”的创建者。因此他们的讨论不仅表示了现代散文批评进入了自觉的时代，而且也 是现代散文创作走向自觉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批评家“体”的意识的自觉导源他们作 为散文作家对这一文类质性获得了深切感悟与体认。批评的自觉基于创作的自觉。
“语丝体”的讨论是由孙伏园引起的。他于1925年10月27日，也就是差不多在《语丝 》创刊一周年的时候，给周作人写信提出“语丝体”的命题。信以《＜语丝＞的文体》为 题刊发于《语丝》52期上。孙伏园以编辑的职业敏感首先发现《语丝》杂志“体”的存 在。他认为：“《语丝》并不是在初出时有若何的规定，非怎样怎样的文体便不登载。 不过同人性质相近，四五十期来形成一种《语丝》的文体”，它“只是一种自然的趋势 ”。孙伏园并没有直接给出有关语丝体征的命名或描述，这大约是为展开讨论留出足够 的空间罢了。不过从其间透露出的信息，我们还是可以知晓孙伏园所体认的《语丝》作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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