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个条件与前者所谓“偏见”的条件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偏见的禀具需要言 者有一个个人的立场；而个人立场的坚守就需要主体有一种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理 性精神。只有破除了迷信、盲从的心理，言者才会取得属于他个人的“偏见”。因此， 这种“偏见”应是持之者由精神自主自由而得的一种结果。
鲁迅是在《语丝》差不多自动停刊的时候，对“语丝体”特征作出归结的。他写有《 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对这一刊物的起讫变化的情形进行比较具体的叙述。论及 《语丝》的特色时，鲁迅说：“这刊物本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那十六个投 稿者，意见态度也不相同……但同时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 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任意而谈，无所顾 忌”这八个字是对“语丝体”特色所作的非常贴切的概括。鲁迅的这一概括其要意和周 作人、孙伏园、林语堂所指认的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在这些《语丝》派同人的意域中 ，没有比精神自主对于散文作家更为重要的了，他们对现代散文的基本精神有一种认同 。我们之所以指认《语丝》为现代散文走向自觉的标志，是因为在我们看来《语丝》作 家普遍地具有一种明晰的现代散文观念。
三
《语丝》作为作家的一个自由论坛，散文作为作家精神之流的一种载体，两者是颇为 相得的。这种相得，使现代散文在《语丝》时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这种全面发展表现 在散文文体的类型方面，《语丝》建构了现代散文的基本格局，杂感型态与美文型态成 为散文格局中的两种主要的存在形式。《语丝》的《发刊辞》明确地表示：“周刊上的 文学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但也兼采文艺创作及关于文学美术和一般思想的介 绍与研究。”由于《语丝》作家的积极实践，杂感与美文同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语丝》无疑是一份注重进行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周刊，所以，杂感一体的写作自 然更为作家所重，《语丝》作家发表了大量的杂感，鲁迅计有70多篇，周作人有100多 篇，林语堂、钱玄同、刘半农、章衣萍、川岛等也是《语丝》重要的杂感作家。鲁迅所 说的“任意而谈，无所顾忌”，指的主要就是杂感写作。《语丝》上的杂感，在精神上 继承了《新青年》的“随感录”，《语丝》对新事的催促，对旧物的排击，对“一切专 断与卑劣”的反抗等，无不承接了《新青年》的基本品格。这种承接对于《语丝》杂感 作者而言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本来就是《新青年 》“随感录”的主要的或重要的作者。《语丝》对杂感的重视，体现在栏目的设置上， 可见它像《新青年》一样也设有“随感录”一栏且设置的时间很长，始设于创刊时的第 2期，终刊前两期，即第5卷第50期还发表随感录2篇。在“随感录”栏中发表的文章总 计230篇以上。此外，《语丝》还推出“我们的闲话”、“大家的闲话”专栏，分别刊 载本社同人和社外作者的杂感，另有“闲话集成”、“闲话拾遗”等。对于杂感的着力 倡导，使这一体式的写作颇成气候。
作家对文体的择取，并不只是对某种形式的选择，它实际上关涉着作家对写作价值取 向的认定，对一定的意识形态的主观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选择杂感(杂文)这一 文体，也就意味着他看重的是写作的“觉世”功能，意味着他对现实意识形态，特别是 主流形态持一种批评的态度。现代杂文文体的重要源头应是晚清风行一时的“报章体” 政论，其时梁启超亲炙这一文体，写作了大量的“别有一种魔力”的论评性文字，“开 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梁启超通过这种写作，宣泄着一个改良主义思想家的一 腔政治激情。《新青年》时期陈独秀、鲁迅等大量写作“随感录”，以此表示着知识分 子对现实社会的关注，表示着对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解构的努力。由杂感的文体 流变史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文体已被附加了某种意识形态的质性。
《语丝》作家充满热情地写作杂感，这说明他们注意从写作与社会的沟通关联中实现 自身的价值。杂感之“感”从作者观察社会、人生，思考现实、历史中得来，写作杂感 需要作者怀具一种社会责任感。杂感又不应是一种包蕴甜味的文体，文体的意义在作者 论议批评对象的过程中生成。它是一种应有风骨的文体。《语丝》的杂感作者与梁启超 、陈独秀、李大钊等有所不同，他们只是作家，是一群文化人，而不是政治家，或具有 政治激情的人。他们更多的是站在作家或者说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进行社会批评、文明 批评，这种批评是个体的，而不是阶级的、集团的，是自由知识分子对社会作出的一种 自由言说。同时，因为是在写作杂感，所以他们不能像艺术派作家可以远离政治，营造 个人艺术天地；作为社会派、人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