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的。他认为，在《语丝》这里，“我们最尊重的是文体的自由，并没有如何规定的” ，“我想先生的主张一定与我是一样的。先生一定说：那一位爱谈政治，便谈政治好了 ，那一位爱谈社会，便谈社会好了；至于有些人以为某种文体才合于《语丝》，《语丝 》不应登载某种文体，都是无理的误会”。将孙伏园的这些表述作化简处理并提炼其中 的要意，我们可以得知：自由随意便是孙伏园认知的“语丝”体征。
自由随意的体征，在我看来，正是《语丝》同人实践创刊初衷的一种结果。感受着不 自由之不快的创刊者，对自主自由的求取显得特别的强烈。这从由周作人执笔的《发刊 辞》中可以发现这一点。这一篇《发刊辞》就其大旨而言，无疑就是一群作家、文化人 发出的关于自由的宣言：
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 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 表的地方。
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 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 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 和美的生活。
由以上的申明可以知道，“自由思想”、“独立判断”、“美的生活”，正是《语丝 》同人对于理想中的人格与文体的一种设定和预约。“自由思想”与“独立判断”，反 映了经过“五四”洗礼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自身现代性内涵的理解与求取；“美的生活 ”则表明刊物对于文学艺术的亲和，对于纯然的政治经济话语的远离，对读者提示着《 语丝》的性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自由的求取。
大体说来，“体”的生成表示着某种风格的形成，或可认为是一种文体成熟的标志。 在孙伏园提出“语丝体”的话题后，周作人、林语堂随即就作出了回应。他们的表述自 然有着差异，但对“语丝体”的特质——“语丝”精神的指认却是近似的。周作人在病 弱中回复孙伏园的来信。复信以《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为题刊发于《语丝》第54 期上。他强调《语丝》的“目的只在让我们可以随便说话，我们的意见不同，文章也各 自不同，所同者只是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乱说”。周作人没有从学理的层面上对“语丝 体”作出界定，而是以散文化的语言对其作出可以意会的描述：“《语丝》还只是《语 丝》，是我们这一班不伦不类的人借此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与思想的东西，不伦不类是 《语丝》的总评，倘若要给他下一个评语。”周作人给出了“不伦不类”一词论评《语 丝》之人之文。“不伦不类”其内蕴的意义就是不受矩ｙｕē@①，随心而为，因而它可以被“自由”一词置换，其所意指的也就是“随便说话”。周作人似乎并不关注“语丝体”的形式特征，他最为着意的是“语丝体”的内在精神品质。文体的精神品质实际上也就是主体的精神品质。周作人看重的是主体人格的独立与由此生成的精神风度。在周作人看来，主体只有禀持了独立的人格，他在写作时才会“大胆与诚意”。“大胆与诚意”是无所羁绊的散文作家具有的一种精神风度。散文实际上是作家精神风度的一种语言物化形式。
林语堂也参与了“语丝体”的讨论，他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 厄泼赖》一文中，先引述周作人文章中的要点，表示对此的认同，继而“插说”自己对 “语丝体”的阐释。对于“语丝体”体征精神的认识，林语堂与周作人、孙伏园并无两 致。他“插说”的要旨是分析《语丝》文体形成的“二大条件”，并由此强化文学个人 化的意义。林语堂以为刊物要成为作者得以自由言论的说苑，就应该兼容作者种种的“ 偏见”。在他看来，“惟有偏见乃是我们个人所有的思想，别的都是一些贩卖，借光、 挪用的东西。凡人只要能把自己的偏见充分地诚意地表示都是有价值，且其价值必远在 以调和折中为能事的报纸之上”。据此，他“主张《语丝》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 其‘私论’，‘私见’的机关”。林语堂将通常视作贬义词的“偏见”反转作褒义的处 理。“偏见”的褒义化，是林语堂从“偏见”中取出了“个人性”的内涵。这里的“偏 见”表示着因自由而得创见，表示着话语主体对公共话语的规避，对私人话语的求取。 “语丝体”的随意并不是从俗，而是意指作文的自出机杼，排拒庸言。因此，这一等值 于“个人性”的“偏见”，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解析了包括“语丝体”在内的现代文学应 具有的现代性品格。
除操守“偏见”外，林语堂认为《语丝》文体形成的第二个条件就是“我们绝对要打 破‘学者尊严’的脸孔，因为我们相信真理是第一，学者尊严不尊严是不相干的事。即 以骂人一端而论，只要讲题目对象有没有该骂的性质，不必问骂者尊严不尊严”。林语 堂所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